质疑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理论认为,行为要成立加重犯,必须符合对应基本犯的成立条件。该理论不能成立。在基本犯层面,该理论难以通过解释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方式完成,这使得该理论在适用时不得不扩大基本犯的成立范围,从而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优先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在加重犯层面,该理论否认了加重犯的独立性、混淆了罪名与罪质。行为成立加重犯的前提,并非必须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因为加重犯的加重基础还存在符合罪质要求的未完成形态。为解决相关实践难题,需要始终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先位阶原则,并兼顾罪刑相适应原则,全面考虑无罪、其他犯罪及加重犯未遂的可能性。在认定基本犯未遂、加重犯既遂时,应当逐一分析罪名、行为及犯罪形态等方面。

猥亵儿童罪中“造成儿童伤害”型加重情节适用标准重释

修订后的猥亵儿童罪中的各种加重情节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其中,尤以“造成儿童伤害”型加重情节的认定分歧为甚。相关刑事判例表明,该项加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并不统一。究其根源,在于刑事立法沿革中形成的以“轻伤”作为标准的司法惯性干扰了具体个案的实质判断。通过梳理我国“伤害标准”司法惯性形成的刑事立法脉络并对关涉学说予以辨正、榷扬,兼从规范条文、规范性文件、量刑规定三元维度进行考察,猥亵儿童罪之“造成儿童伤害”情节的适用标准应当突破司法惯性的藩篱与桎梏,以“轻微伤”作为标准能更好实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此外,对于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猥亵儿童“造成儿童伤害”的,应当在加重刑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受贿罪加重情节设置的反思及修正——以《贪贿解释》为视角

我国受贿罪"数额或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引发了数额与情节相融路径的争议,在《贪贿解释》将其改造为"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之后虽然得以平息,但是,在情节设置和规范适用上仍存在缺陷:预防刑情节设置有突破责任刑限制的风险、不同刑档加重情节的同一化设置以及多情节适用规范的阙如,影响了情节细分刑罚功能的实现。按照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的逻辑,受贿罪刑罚升格的情节应为责任刑情节,而非预防刑情节。基于此,完善和修正《贪贿解释》的上述缺陷,需要重构情节体系并规范情节适用,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将责任刑情节作为升格法定刑的依据。

盗窃罪之立法技术分析——以两个加重情节为切入点

以"盗窃金融机构"和"盗窃珍贵文物"为切入点,对盗窃罪的行为模式和法定刑进行分析,发现《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行为模式、加重情节、法定刑设定的认识极为混乱和不科学,从而造成了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行为的构成性地位不明,加重情节规定层次混乱,法定刑设定依据与幅度失当等问题,而造成这些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立法技术的缺失。

受贿罪加重情节设置的反思及修正

我国受贿罪"数额或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引发了数额与情节相融路径的争议,在《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将其改造为"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之后虽然得以平息,但是,在情节设置和规范适用上仍存在缺陷:预防刑情节设置有突破责任刑限制的风险、不同刑档加重情节的同一化设置以及多情节适用规范的阙如,影响了情节细分刑罚功能的实现。按照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的逻辑,受贿罪刑罚升格的情节应为责任刑情节,而非预防刑情节。完善和修正《贪贿解释》的上述缺陷,需要重构情节体系并规范情节适用,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将责任刑情节作为升格法定刑的依据。

定罪情节抑或量刑情节:加重情节之刑法定位考究

对于诸如轮奸等"加重情节"到底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争议,并带来对其认定应否考察主观罪过、因果关系等疑难问题。基于现行刑法为守护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而拒绝加重量刑情节存在这一点,刑法立法和司法中的加重情节只能是定罪情节,具体为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立法上,定罪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的界分在于立法给该情节的刑罚配置不同。其中,对于定罪情节,立法给其配置的是相应的具体法定刑,而对于(法定)量刑情节,立法给其配置的是从轻、从重、减轻、免除处罚等功能。

关于抢劫罪几种加重情节的认定

以抢夺、诈骗为目的入户,在户内的行为性质由抢夺、盗窃转变为抢劫的,不成为"入户抢劫";抢劫单位内部使用的客车不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行为人对行驶中的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在车下抢劫司乘人员的,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客户资金是由处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客户直接保管和控制的资金,抢劫基于其他目的而使用而非运送钞票的运钞车,不能认定为抢劫金融机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情节中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主观心理态度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死罪概括加重情节的解释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刑法规定的68种死罪中,具有概括加重情节的就有40种。在死刑的立法控制存在较大困难而司法控制成为现实的路径选择时,合理解释死罪概括加重情节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客观、主观和人身危险性认定三个相统一的内容,故应避免唯数额论和唯后果论二种纯客观的倾向。刑法总则第48条确立了解释的界限和框架,通过总则和分则结合、规范与事实类推,具有概括加重情节之死罪的司法控制目标即可达成。

抢劫罪中犯罪对象与加重情节定性之新思考——基于广义经济犯罪的视角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抢劫罪依然作为多发和高发的刑事犯罪危害着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随着社会变迁,刑事法治下对抢劫罪的研究也须与社会需求和时代的进步相契合。当下,抢劫罪依然还是普遍,其社会危害性也仍然很大。文章基于广义经济犯罪的视角,通过对抢劫罪中犯罪对象与加重情节的重新审视和研究,期待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击犯罪,一定程度上为美丽中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之秩序维护起到些许作用。

绑架罪加重情节问题探讨

绑架罪，是严重侵犯被害人生命权与财产权双重法益的犯罪行为，刑法第239条前两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绑架罪的法定刑不同于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第二款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在刑法中实属罕见。

关于对抢劫罪加重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文章通过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关于抢劫罪八种加重情节的立法本意和认定条件的分析,以期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准确、有效地打击抢劫犯罪,起到积极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猥亵儿童罪加重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设置独立适用的加重情节、增设加重情节具体类型、限制加重情节扩张适用,明确和完善了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对“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的认定应把握公共场所的相对公开性,是否“情节恶劣”应以儿童身心健康法益遭受侵害的程度作为判断依据;在人数较多的公共场所或者儿童聚集活动的场所猥亵儿童属于“情节恶劣”,猥亵儿童被在场他人实际感知到或者被感知到的可能性较大亦属于“情节恶劣”。在涉网络的猥亵儿童罪中,网络隔空猥亵和网络直播猥亵均可能构成“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在猥亵儿童罪新增加重情节的认定方面,应以造成轻微伤作为认定“造成儿童伤害”的底线,侵入型猥亵手段和具有较大人身伤害可能性的暴力、胁迫手段属于“手段恶劣”的典型类型,负有监护职责者猥亵儿童的属于“其他恶劣情节”。

抢劫罪加重情节共犯的构成条件

实践中遇到这样一则案例，张女与王男预谋抢劫，由张女引诱他人到某宾馆包房，王男假扮张女的丈夫出现后，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威胁，劫取财物；但抢劫过程中，王男在暴力威胁同时，临时起意，宣称自己是公安人员，并出示假冒的警官证，劫取财物后携张女逃离，张女对王男冒充军警实施抢劫这一情节是否须承担刑事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疑难问题研究

如何正确理解与界定抢劫罪8种加重处罚情节,是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要正确界定抢劫罪的8种加重情节,关键是要对这些法定情节进行实质把握,而不能仅从形式上理解,也就是说离不开对刑法为什么将这8种情节作为特殊保护对象问题的追问,即刑法为什么要将这8种情节作为加重处罚的条件。舍此,将很难对这些情节作出正确的界定。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转化型抢劫罪加重情节适用中的指导规则

一、基本案情案例一:赵某入户盗窃,未取得财物,后被受害人发现,赵某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致使他人受轻微伤。问题:赵某行为是否构成"入户抢劫"?案例二:钱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诈骗活动,取得数额较小财物后被被他人识破,为抗拒抓捕,钱某使用暴力,但未导致人员伤亡。问题:钱某行为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案例三:孙某潜入某文物馆盗窃珍贵文物后,被银行保卫人员发现,为抗拒抓捕,孙某实施暴力致他人轻伤。问题:孙某行为是否构成"抢劫数额巨大"?二、分歧意见以上三例都是现实中发生过或者很可能发生的典型案例。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再论持假枪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

“持枪抢劫”是我国现行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加重情节。很多学者都认为。这里“持枪抢劫”中的“枪”只能是真抢。对于持假枪抢劫的。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加重情节。为此，笔者曾专门在《法律适用）2005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表示了质疑。但对笔者的观点。周盖雄先生专门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有关持假枪抢劫是否属于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加重情节的争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怎样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理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将假枪也视为抢支的观点，仅根据犯罪的结果来衡量持假枪抢劫与持枪抢劫的社会危害度。显然无法得到科学的答案。此外，“枪”的内涵与外延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章可循的，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枪支管理法》已经对枪支作出了明确界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解释枪支时，应该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准，不得任意扩张解释。以此为论据，周盖雄先生认为，持假枪抢劫不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文回应。

情节加重犯研究

情节加重犯在司法实践中极为常见,但对情节加重犯的认定往往看法不一。本文认为,所谓的基本犯与情节加重犯必须符合某同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且情节加重犯以成立其基本犯为前提。惟因基本犯的概念经常使用于犯罪停止形态的领域,极易造成混乱,因此建议在情节加重犯的场合使用情节一般犯和情节加重犯的概念。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必须能被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容评价,否则就不成立该罪的情节加重犯,往往构成结合犯或者其他加重犯。一般来说,情节加重犯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必须具有一致性。

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研究

加重抢劫罪是指行为在符合普通抢劫罪的基础上，因具有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使其法定刑升格的情形。由于加重抢劫罪起点刑就是十年以上，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因此对这些加重处罚情节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立法对这些加重处罚情节表述的抽象性和语言本身的多义性，围绕着这些加重处罚情节的理解与适用产生了诸多分歧，本文拟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探讨对8种加重处罚情节的理解与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