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股东加重责任的界定与进路——金融稳定法、商业银行法与公司法的三重维度

股东加重责任本质上是为主要股东设置的一种保护公共资金的资本补充责任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增信责任。民营银行股东“剩余风险责任”的规定效力位阶不足,且现有政策框架内缺乏对加重责任适用阶段、主体范围和法律后果等问题的规定。股东加重责任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冲突,体现了金融监管的不断强化与风险预防折射到金融商法上的公法益与私法益之间的冲突。从金融稳定法角度为股东加重责任提供宏观性、基础性规定,从商业银行法角度进一步细化民营银行股东加重责任的具体制度内容,从公司法角度创设私法基础,三法合力完善加重责任制度体系框架。

我国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探讨

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试验的基本路径并在过去的几年中获得了飞速发展,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已是大势所趋。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构建,应遵循确定性原则、灵活性原则、最低成本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主张在"三会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以确定规则式为该委员会的主要监管方式。并且,未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应对加重责任制度的适用场合、适用程度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措施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建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

本文简述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状况和立法现状,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概念与内涵,通过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加重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应该并且可以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同时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要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论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

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是在民法社会化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本身符合并有利于实现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就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具体领域来讲,在特定情形下把子公司视为母公司的代理人并由母公司承担子公司行为所产生责任的"准代理"理论是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正当性的直接法理依据。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集团的一种组织架构既有“控股公司”的法律属性,又有“金融跨业”的经济属性。有限责任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担保和控股公司自身的组织结构导致了极大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调整监管制度安排,突破传统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设立了加重责任制度,主要包括资本维持承诺、力量之源原则、银行关闭措施、交叉担保条款和资本回复方案。

商事加重责任理念及其制度建构

严格责任主义原则因保障交易安全功能而倍受推崇,但其无论是在概念内涵、外延还是在规则构造上都无法有效区分民商事责任,应该由商事加重责任这一概念取而代之。商事加重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商人的营利性这一本质属性,以及组织体、专业性、效益价值本位、高风险性等特性。商法的核心理念是效率与安全,确认与保护营利原则是为了有效平衡商人的权利义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最终回归营利之本旨。商法确立与建构商事加重责任的法理及其制度体系,可以清晰识别商事活动的特殊性、凸显民商法规则差异进而维护商法的实质独立性。

我国商法中加重责任理念的司法应用及立法构想

在我国商法学界及广大商事审判机构,已普遍认识到确立与适用商法理念的必要性,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却未形成基本共识。在此问题上,加重责任理念作为基本的商法理念,其司法应用及立法构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是否应用加重责任理念将直接影响法律适用效果。这些典型问题包括:表见代理判断标准;违约金条款法律效力;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在双方均为经营者的商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适用中,加重责任理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为确立加重责任理念,应在我国民商法中确立经营者及经营行为概念。由此,即使不实现加重责任理念的立法化,也同样能够实现其应有价值。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法律思考

加重责任制度是指在金融集团中,当一金融子公司在未能达到法定资本充足要求或因丧失清偿能力而破产或关闭的情形下,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子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资本的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在构建我国金融控股集团加重责任制度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加重责任法律制度宜在将来专门制定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中专章予以规定,同时应当注意与《公司法》的衔接。其中,加重责任的帮助对象应当限定为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加重责任形式的选择问题上,作者倾向于纵向加重责任。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实效评析

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对改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具有重要作用。加重责任制度抑制了金融控股公司中特有的道德风险问题。加重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探讨——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研究与借鉴

为防范特有的道德风险 ,美国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中实行了加重责任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资本维持承诺、力量之源原则、新的银行关闭措施、交叉担保条款和及时改正措施等。该制度的实施 ,对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约束其道德风险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汲取该制度的有益成分 ,正视并解决其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控股公司融资成本提高、担保能力受限等问题 ,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研究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全或部分地保证其所管理的子公司的清偿能力 ,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向其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重新注入资金 ,或向政府机构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而给公众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或赔偿公共保险基金。它要求控股公司对子公司作出开放式的财务承诺 ,表明了对传统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制度突破。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监管——对加重责任制度的法律思考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有属性及存在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调整监管制度安排,突破传统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设立了加重责任制度。文章对金融控股公司和加重责任制度作了简单的概述,具体论述了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金融子公司存在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的法律思考。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评析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金融控硬公司完全或部分地保证其所管理的子公司的清偿能力,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向其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重新注入资金,或向政府机构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而给公众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或赔偿公共保险基金。加重责任制度抑制了金融控殷公司中特有的道德风险问题。加重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

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的理念探究与工具构建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以银行为重点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已不罕见,由此亦导致监管难度不断增加、风险问题不断增多。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制度兼有追求实质公平与引导金融创新两种理念,是对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的补充与拓展,于我国当下而言有着防范道德风险、稳定金融创新、提高监管弹性的作用。本文从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的理念出发,论证这一制度在法理上的合理性,探索动态原则下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监管工具的构建。通过分析其对我国的特殊意义,进一步提出通过规则建构、自律监管、明确责任主体范围及设计梯度化标准等路径与方法来建构我国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探析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以金融企业为主的金融集团,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保险业、金融业中至少从事两个不同的金融业。在厘清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我国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立法建议。

我国商法中加重责任理念的独立价值——以民、商事责任的兼容和不兼容性为视角

民、商事责任的兼容和不兼容性决定了加重责任理念在商法体系中的独立价值。首先,民、商立法例的理性选择是民事基本责任和商事特殊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其次,民、商法适应经济关系的差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是商事责任独立价值的根本缘由。民法适应简单经济关系,以公平优先为价值理念;商法适应高级形态的商品经济,主张效益优先的同时并不否定公平原则。对加重责任理念进行的立法构想,包括商事主体责任之加重、意思自治限度之扩张及行为解释之严格。

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浅析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有属性及存在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调整监管制度安排,突破传统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设立了加重责任制度。文章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做了简单的概述,具体论述了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其主要内容,并对我国加重责任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法律思考。

公司治理视野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适用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具有控制性、跨业经营的广泛性和交易相关性等内在特点,不同经营模式下治理结构的差异决定了治理风险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特点。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协同效应的负外部性和信息披露的不透明,通过“防火墙”制度难以真正实现治理风险的有效隔离。加重责任的适用价值在于运用事后追责的监管方式抑制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风险,防范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因而成为“防火墙”制度的必要补充。在加重责任的适用中,应注重与公司法和民法的衔接,明确加重责任的内涵边界,厘清主体范围和适用界限,同时在制度规范层面上和实践中预设控股股东的救济渠道,兼顾安全性与效益性的平衡。

《金融稳定法(草案)》中股东加重责任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已经两次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先后两个版本的草案均规定了金融机构处置过程之中的股东加重责任。除了要求金融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所作出的承诺补充资本以外,《金融稳定法(草案)》还在股权减记条款中将股东追加出资弥补资产损失设定为该股东股权不被减记的前提条件。但要求所有股东追加出资与现代金融监管理念存在差异,并且股权减记与股东追加出资弥补资产损失在风险处置过程中需要达成的政策目标也存在一定矛盾,不适应我国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美国的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之所以适配于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有序清算程序,是基于特定股权和债权结构。我国《金融稳定法》应当加强股东履行承诺的可执行效力,并不应在股权减记前加入股东追加出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