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土地财政是中国农地征收冲突的根源

中国农地征收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城乡土地价格差,根本原因是城镇政府的劣质土地财政。城镇政府依靠城镇土地的国有权和普通住宅需求的刚性制定普通住宅用地的垄断高价,将土地财政指向城镇中低收入消费者和城镇农民工。劣质土地财政源于中国的政治非民主,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因而不能持久也必须转型。消除中国农地征收冲突的根本方法是普通住宅用地价格回归竞争性水平,城镇土地财政转向优质住宅。

劣质土地财政的政治经济学

用普通住宅需求的刚性将政府财源指向城镇住宅绝对地租是劣质土地财政的基本特征。中国城镇住宅地租的分配是典型的劣质土地财政。劣质土地财政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国城镇劣质土地财政的产生虽然与城镇土地国有制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失灵。鉴于历史教训,中国必须对劣质土地财政加以遏制。只有有效消除劣质土地财政,实现土地财政转型,中国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城镇土地财政的经济学分析

市场经济中,土地财政本是中性的,但中国城镇的土地财政引发了学者与官方观点的尖锐对立。中国土地财政推高城镇普通住宅价格,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财政收入又投资于毫无效益的基础设施,既不符合国家财政要求,也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因而是劣质的。中国劣质土地财政实际上服务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寻租。中国需要践行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政府体制转型,遏制既得利益阶层的干扰,根治劣质土地财政,以便政府履行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职能。

论上海住房保障体系的局限性与土地财政转型

劳动力价值——工资是住房保障的经济基础,普通住宅市场的竞争性均衡是住房保障成本最小化的基本条件。由于商品房房价过高,上海住房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显得过小,夹心层成为上海住房困难的主要群体,维护劣质土地财政是上海住房保障体系的基本目的。夹心层既是上海外来人才的主要来源,也是上海吸引外来人才的主要障碍。上海必须充分发挥公租房的住房保障作用,将租金确定在劳动力价值能够承受的水平上,废弃租金市场化政策。

中国土地财政属性之我见

土地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土地财政则是中国经济的特有产物。中国式土地财政推动城镇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不可逆上涨,制造了日益严重的城镇住房问题。中国式土地财政违背了经济规律,是为了满足地方各级政府收入最大化的自利行为,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因而是劣质的。建议中央政府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为切入点,倒逼地方政府维持城乡土地市场和城镇住宅市场的均衡。

论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破灭的原则与政策

城镇住宅价格泡沫主要指优质住宅的市场性价格泡沫,原普通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沫是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基本特征。普通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沫源于劣质土地财政,表现为普通住宅的垄断高价。中国城镇普通消费者是被动的住宅投资者,其利益应予保护。消解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制是切入点,开征住宅消费税和财产税是基本动力,反腐是重要手段,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是标志。

从城镇住房问题看政府败德行为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政府行为对社会环境有极大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国城镇住房问题恶化的根源在于愈演愈烈的劣质土地财政。劣质土地财政违背了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规范要求,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政府却极力加以掩盖。劣质土地财政恶化了社会环境,迫使社会公众下调道德标准,形成所谓的"道德滑坡"。社会弱势群体是中国道德滑坡的最大受害者。遏制劣质土地财政,切实履行住房保障职能,是中国政府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

论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与住房保障的关系

居住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是一种刚性需求,必须予以满足。购买住房所有权是满足居住需求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商品化住宅。中国城镇极高的住房自有率完全是中国城镇住房保障滞后的结果,降低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有赖于中国政府扎扎实实推进住房保障工作。由于中国各地情况不同,城镇的住房自有率不宜硬性规定,但各地住房保障水平必须有统一标准。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住房问题研究——兼论上海市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农民工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镇)特有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其说来自于购买力不足,不如说与中国城市(镇)的劣质土地财政有关。农民工的大规模存在既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也不符合中国城市(镇)政府的自身利益。中国城市(镇)的土地财政转型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上海是中国城市(镇)劣质土地财政的典型,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具有典型意义。

论中国降低商品房价的两难困境

商品房价的高低影响政府住房保障的成本,但住房商品化不是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前提。劣质土地财政推高的普通住宅价格大幅度下跌,目前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公租房的增量建设才是中国住房保障的最佳选择。中国应该在维持商品住宅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大力完善优质住宅市场体系,实现普通住宅市场价格的平稳回归。

论中国住宅限购的局限性

住宅商品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内在规定性使工薪阶层的工资不足以覆盖商品化住宅的所有权价格—绝对地租,只能覆盖商品化住宅一定时期使用权的价格—土地租金。中国住房问题起源于住宅商品化,但劣质土地财政恶化了中国的住房问题。住房限购不能降低房价,更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它是对劣质土地财政的妥协,因而具有过渡性。住宅限购终将会取消,并被其他住宅市场宏观调控措施取代。

论公租房的功能与住房保障对象——以上海公租房为例

中国城镇住房问题源于消费者支付能力的不足,因此财政补贴是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基本内容。与廉租房和经适房相比,公租房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住房保障方式。中国城镇租金市场化的公租房供给不能发挥住房保障的职能,其继续存在只能降低住宅市场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公租房租金市场化的实质是继续和维护现行的劣质土地财政。中国必须将公租房租金确定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水平上,排除城市地租的干扰,才能扩大公租房的覆盖面,有效解决中国城镇的住房保障问题。

住房保障与农民市民化——兼论上海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确保劳动力顺利再生产是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实质。中国城镇政府的劣质土地财政加大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使得居住成本成为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的部分市民化是对劣质土地财政的妥协,不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而且会加剧农村的贫困。中国农民市民化既需要城镇政府的土地财政转型,也需要城镇政府的财政补贴。在土地财政成功转型之前,上海市一方面需要以普通住宅影子租金的形式向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将劣质土地财政收入以省际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农民工,降低异地城镇政府农民市民化的部分负担。

从住宅市场调控失灵看我国住房保障的出路

住房问题是住宅市场失灵造成的,住房问题的持续存在与恶化则和政府调控失灵有关。短期内,住宅增值可以弥补消费者支付能力的不足;长期内,政府履行住房保障职能终究要直接补贴消费者。劣质土地财政不仅恶化了住房商品化带来的住房问题,还使得中国几次住宅市场宏观调控以失败而告终。劣质土地财政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调控失灵,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安排不当。我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需依靠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调控失灵问题。单位住房保障不失为眼下政府住房保障的有效替代。

关于中国城镇住宅免税的政策探讨

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基本上是针对城镇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费用进行的。城镇的劣质土地财政扭曲了住宅市场价格,打破了普通住宅与优质住宅的经济界限,从而使得城镇住宅税的豁免陷入困境。推进城镇土地财政转型进而理顺城镇住宅市场价格体系,是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的最优选择。由于劣质土地财政不能实现城镇住宅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平稳替代,所以,科学估算城镇普通住宅的实际价格及其政策性价格泡沫,就成为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的必要过渡性举措。

论中国城镇住宅税出台的时机

虽然增量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是中国城镇住宅税出台的基本原因,但是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可替代性才是中国城镇住宅税出台的直接动力。劣质土地财政既限制了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充分发展,也增加了城镇政府与居民达成住宅税共识的难度。中国必须发展壮大城镇住宅市场以夯实城镇住宅税出台的经济基础,由此必须实现中国劣质土地财政的转型。以市场手段消除中国劣质土地财政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是中国实现土地财政转型、征收城镇住宅税的基本选择。

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破灭机制研究

经济泡沫的危害在于扭曲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价格泡沫是经济泡沫的一种形式。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既有优质住宅的市场性价格泡沫,也有普通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沫。普通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沫源于劣质土地财政,也是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消解的难点。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异以及外部环境不同,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消解的途径也不同。实现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的自主破灭和变相消解是中国政府的最佳选择。

中国城镇土地出让金与住宅税的比较研究

城镇土地出让金是城镇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与资源优化配置有关;城镇住宅税是政府对城镇住宅经济活动的干预,旨在收入再分配或宏观调控。城镇土地出让金与城镇住宅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城镇土地国有制使两者在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此增彼减关系。中国城镇住房问题的产生源于普通住房商品化,但恶化源于城镇边际土地的垄断定价。缓解并最终解决中国城镇住房问题,意味着中国城镇劣质土地财政的转型。中国城镇住宅税的开征,不仅要以城镇优质土地的级差地租取代城镇边际土地的绝对地租,还要限制城镇边际土地的过度消费,以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以及价格均衡基础上的城镇住宅市场供求平衡。中国开征城镇住宅税,客观上会降低城镇普通住宅市场价格,但最直接的目的还是理顺城镇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