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

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行政执法部门的通行执法方式 ,已经作为行政执法的常态存在着。运动式行政执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而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方式的缺乏等因素为其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运动式行政执法同样也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和形式主义、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弱化人权保障、增加行政执法成本和降低整体效益等缺陷。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一执法常态进行反思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运动式行政执法弊大于利。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探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本文通过震惊全国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对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制度 ,健全食品安全标准 ,建立行政执法部门综合监管体系、食品安全诚信体系 。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看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使政府切实履行其职能,怎样才能挽回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追踪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2004年4月前，大量劣质婴儿奶粉流入安徽阜阳农村销售点，引发了189例婴儿患轻中度营养不良，12例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恶性事件。事发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批示要严查彻查，依法追究责任。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看农村的商品市场

“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震惊全国,笔者对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农民购买力和市场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反思,以探究农村商品市场假冒伪劣泛滥的原因,并对如何健全农村商品市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对行政不作为的思考

阜阳奶粉事件中 ,由于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行政不作为的产生原因 ,并试图寻找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的途径。

安徽阜阳“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回顾

2004年,安徽阜阳市发生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自2003年起至事情暴露期间,大量假冒违劣婴儿奶粉充斥阜阳市近10个区县的近郊和农村。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国家赔偿责任界定

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夺去了12个花朵般娇嫩的生命,数百名本因健康成长的小宝宝也不幸患上了"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而成了"大头娃娃".

国务院调查组重查劣质奶粉事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遵照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国务院迅速派出调查组赴阜阳市，会同安徽省政府展开全面调查。截至目前。

打假机关造假疑云——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的又—怪事

4月23日晚10时，安徽省太和县工商局的陆明(化名)正要睡觉，突然接到了局里的电话：“有重要的事情，你马上赶过来。对，就是现在!”

抹掉“杀人奶粉”的阴影——三鹿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媒体公关

2004年3月29日，新华社发出一份专电：鲜花般娇嫩的幼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就枯萎、凋谢，罪魁祸首竞是本应为它们提供充足“养料”的奶粉。一度泛滥安徽省阜阳农村市场的劣质婴儿奶粉，致使上百名婴儿受害；

“劣质奶粉”催生营销好时机——从营销角度看“劣质奶粉事件”

前些日子无论是网络还是报纸均以"劣质奶粉事件"为头条新闻,很多网友们在同情消费者的同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生产商、销售商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营销人的我们在谴责不法厂家、销售商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同时,能否站在营销的角度来猜测谁将是此事件最终的赢家?

论农村伪劣商品违法犯罪事件的致因——以劣质奶粉恶性事件为例

在一定意义上,农村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恶性事件的生成和恶化,是诸多不良现念促成的结果。从以安徽阜阳为重灾区的劣质奶粉违法犯罪恶性事件来看,这些不良观念主要包括淡薄的法制观、扭曲的致富观、不良的利益观、缺位的责任观和盲从的消费观。在观念视角下,预防类似事件的生成应是切实加强地方法制建设,促成法制观念的良性发展;加强地方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致富观和文化价值观;加强地方经济建设,提高落后农村的消费水平和培养贫困农民的良性消费观。

为何就不能防患于未然——劣质奶粉事件带出的深沉思考

关于阜阳劣质奶粉所致“大头娃娃”的消息从3月下旬至今，经过媒体的“加强报道”，特别是今年4月19日央视的报道，震惊了世人。而正是因为媒体的介入，才使劣质奶粉事件引起高层的关注，全国掀起一场涉及奶粉乃至食品业的整肃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