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与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的实体法释论

《民法典》奠定了动产与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构建基础,动产与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并非登记程序规范的整合,统一登记制度关于登记范围、登记内容及担保财产的规定性具有显著的实体面向,故应依循实体法视角阐述其规范构造。基于《民法典》第388条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皆应纳入登记范围,赋予其登记能力,登记可以产生对抗效力;基于登记对抗规则,统一登记采行声明登记制,登记内容旨在提示第三人担保财产上可能存在担保权;从担保财产上来看,允许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性描述,并将“物权特定化”的时点推迟,实现担保物权时担保财产特定化即可。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业务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以吉林省为例

自2021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以来,吉林省统一登记系统登记业务扩规上量,丰富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成效明显。以吉林省辖内107家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吉林省统一登记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针对性政策引导激励、健全统一登记系统服务体系、完善统一登记系统功能等改进吉林省统一登记业务发展的建议。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下登记效果类型化分析

我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明确认可“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效力,但并未具体规定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首次提出将部分动产和权利担保纳入统一登记,并最终以《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作为统一登记制度的具体规范,替代原《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由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中所涉各类担保权利存在不同的登记效果,并且其对相应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效果相异的影响,因而需要注意登记相关实务事项。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不直接产生传统担保登记的效力,其更类似于发挥权利公示“留言板”之作用。

《民法典》视野下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的构造

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功能不在于创设一个新的权利,而在于为与担保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提供信息以及为确定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提供基础。如此,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以声明登记制为基础而构建。《民法典》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物权的功能主义立法方法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前提。在维持特殊动产、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的前提下,统合没有所有权登记的标的物上的担保登记系统,并建立两大登记系统之间的电子链接。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是基于互联网的完全电子化的登记系统,其编制采取人的编成主义,并辅之以物的编成主义,涵盖所有在功能上起担保作用的交易类型。担保权人可以自主在线完成登记和查询,但为防止欺诈登记和虚假登记,担保人享有受领登记通知、请求注销或修正登记的权利,担保权人负有注销登记的义务。

论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功能与适用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动产和权利担保能够透明化。实际运行中,《办法》扩大了担保登记的动产和权利范围,促使出现了多种创新性融资方式。《办法》中不仅保留了《民法典》原有关于动产与权利担保登记范围以及登记方法,还将其未作规定的动产与权利担保登记也纳入其中,并细化了登记机关和查询方式。但是《办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财产认定不清,规定不明和法条冲突等风险,在《办法》实施的背景下担保权人、利害关系人也应做好审核工作。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探讨——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征信为民”的重要举措。基于黄冈市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促进企业融资发展的调查,发现存在登记制度不完善、系统功能待优化、配套服务机制不健全、动产融资产品服务创新滞后等问题,从而提出完善登记制度、优化系统功能、健全配套服务体系和构建动产融资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的构建——兼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对比

我国《民法典》为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预留了制度空间。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需要承接部分动产担保以及融资租赁、保理等权利担保的登记职责。但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有待厘清,衔接机制尚需完善。有必要将两种不同登记制度进行横向对比,阐述担保权利冲突之所在,以便清晰地界定登记对象和登记权利范围,构建更为科学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完善担保权利优先顺位规则和通知制度,优化登记查询规则。

贯彻《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的实践与思考——以扬州市为例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对提高登记查询效率,保障融资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贯彻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以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为例,思考影响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实施的主要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论动产与权利担保的登记对抗体系--以保理合同顺位规则切入

保理合同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的有名合同,其核心要素为债权转让,同时《民法典》中关于保理合同的规定对债权转让的一般规则有一定的突破。《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对于多重保理创造性地规定以登记、通知的先后为标准判断优先顺位。鉴于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在功能主义的担保观下,应当将保理纳入动产与权利担保体系之中,并对《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中有关登记、通知的规则做扩大解释,将登记、通知作为保理合同公示对抗的方式,即未经登记、通知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以此构建统一的动产与权利担保登记对抗体系,并明确保理合同中登记对不同类型第三人的对抗效力。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积极推动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国发[2020]18号),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原来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担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四类抵押登记移交至人民银行。

我国动产与权利担保全国统一登记制度构建

在我国现阶段《民法典》针对物权变动规则构建的视野之下,担保过程中相关当事人对动产担保与权利担保进行登记并不是担保物权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这便是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规则。从该规则来看,对动产与权利担保进行登记公示的立法主要意图并不是创设新的物权,而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为交易第三人提供标的物上的权利现状凭证以及为确定物上竞存权利之间的顺位先后提供基础。动产与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在正式实施之前虽然已经经过多年的试点运行,也取得不小的成就,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制度,但是该制度仍然不够具体,其构建依然处在进行时。

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实用研究

《民法典》对担保物权体系的重大调整成为构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体系的制度基础。相较于传统担保登记,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在功能上能为交易第三人提供信息,确立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并能让隐形担保“显形”。在功能主义的立法思路下,纳入登记范围的行为应当在功能上具有担保作用。在登记各方职责上,《统一登记办法》仅要求登记机关进行形式审查,而对当事人规定了更高的注意义务。在登记制度选择上,《统一登记办法》构建了电子化登记系统、选择人的编成主义,并采用声明登记制的登记方式。

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动产和权利担保融资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现作出如下决定:一、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袒保统一登记。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7号《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已经2021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11次行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22年2月1日起施行。行长易纲2021年12月28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保护担保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国发[2020] 1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不动产抵押担保范围登记及其法律效力问题探讨——以银行房地产抵押担保债权的实现为例

抵押权人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由于现行不动产登记簿及他项权证设计的登记栏目过于简陋,导致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和完整覆盖抵押合同当事人对抵押物担保范围的约定内容。法院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认定抵押担保范围时,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利被限于主债权的本金部分,而不能及于主债权之外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附属债权。为此,建议不动产登记簿证应对抵押权登记内容作细化规定,科学设计不动产登记簿中各项设定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分别规定相应的登记栏目和登记规则,以保障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利的实现。

不动产的抵押登记与抵押合同之关系——兼评《担保法》第41条

本文通过对不动产抵押登记和不动产抵押合同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意在论证两个基础理论问题 :一是不动产的抵押登记是产生抵押权的基础 ,而不是不动产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 ;不动产抵押合同是产生不动产抵押登记请求权的基础 ,不动产抵押登记完成 ,抵押权法律关系产生。

民法典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释论——针对“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分析

在《民法典》规定的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中,若涉及无权处分,则善意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就涉及在先权利人和处分人两个方面,第三人无重大过失地“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权”或“不知有在先物权人”都构成善意。在动产担保权的竞存中,《民法典》第403条与第414条形成法条竞合,此时,应该适用前一条,排除后一条。《民法典》第403条、第641条第2款、第745条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也应根据第403条而非第414条来确定。

区块链在动产担保登记制度中的可能应用及影响

我国《物权法》并未要求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登记制度,目前学界多主张建立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制度,但这种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面临诸多障碍,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登记机构过多难以协调,动产种类丰富且不断增加以及缺少和监控技术有效联结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去中心理念的提出为对动产担保物权制度重构的技术支撑。区块链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动产担保登记,会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以及金融实务产生深远影响,带来动产的不动产化、资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物联网金融的发展。

比较法视野下登记公示型动产担保物范围界分及借鉴

登记公示型动产担保物的范围不应完全无界,又该如何界分?理论上讲,交换价值、公示方式和权利实现次序是影响担保物范围的因素。各国立法例中存在三种限定担保物范围的立法模式,中国法的模式为具体列举加法定排除(许可)的模式。就中国法而言,不用限制登记公示型动产担保物中有体物的范围;宜仿效美国法第9编的立法模式,概括列举登记公示型动产担保物中的无形财产,并采取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即可以设定质权的兜底条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