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家族企业更重视员工利益吗?——基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考察视角

家族企业追求“基业长青”,其在对待员工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时,是否会表现出显著的行为偏好和特征?本文切入劳动力成本粘性的研究视角,以2003年—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家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决策行为表现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劳动力成本调整时会表现出更强的粘性特征,且随着家族持股水平提升、进入代际传承阶段以及董事会中家族成员占比提高,劳动力成本粘性现象会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维护员工关系和保持良好声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家族企业中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具体表现为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行业竞争程度和非劳动密集性都会加剧家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家族企业承担适当的劳动力成本粘性还有助于促进生产效率,实现劳资“互惠”.本文既丰富了家族企业行为特征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处理劳资关系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引发劳动力供需失衡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等问题,如何矫正劳动力市场扭曲现象、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实证检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位于扩容城市、高学历员工和技术员工占比较高、资本密集型、成熟期以及中小规模的企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和加强企业劳动力成本管控提供政策参考。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流发展水平影响的时空效应

以长三角城市群26市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算各城市物流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借助普通面板模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力成本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物流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极化发展逐步转为均衡扩散发展;城市间物流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对本地物流发展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邻地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更易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应从物流产业空间布局、产业支持政策及劳动力成本增速等方面助力长三角地区物流业发展。

劳动力成本驱动物流业发展研究

选取2004—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城市物流发展水平并描述其演变规律,利用普通面板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及门槛模型探究劳动力成本对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城市物流发展水平整体上有所进步,具有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惯性发展趋势。劳动力成本是物流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劳动力成本的正向影响存在阶段性,当劳动力成本和产业结构跨越门槛值时,其促进作用呈先弱后强的非线性特征。

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和作物,其负面影响更大。本文基于1993-2015年中国2463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刻画要素替代,特别是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作用,本文探究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区,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生产中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考虑到经济作物相对高效,这会导致总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创新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老龄化加剧背景下,需要厘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为更好地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利用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均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劳动力雇佣和利润率作用于企业创新。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创新的倒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高效率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低效率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

“双碳”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钢铁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首钢股份的案例

“双碳”战略目标给我国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不仅如此,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不仅削弱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也制约着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此双重压力下,钢铁企业该如何突出重围值得进行研究和分析。基于此,文章选取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为案例,探究其在“双碳”目标及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背景下进行创新的动因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企业研发创新,人力资本质量明显提高的同时也推动企业向创新低碳化方向转型,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劳动力成本的分析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并基于2006-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我国进口贸易。第二,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国内部分生产空缺由进口来满足。因此,在制定贸易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评估人口老龄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避免进口贸易大起大落,确保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报告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考察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降低劳动技术替代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与人均薪酬粘性相比,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员工数量粘性,尤其是低技能员工数量粘性的降低作用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降低作用在技术水平低、所处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以及劳动力保护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弱化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与未来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合理评估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微观价值创造效应,为推动工业机器人应用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动——基于粘性动因的视角

在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探究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采用ABJ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针对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粘性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粘性效应有显著抑制作用。可见,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有助于企业提质降本增效。该结论在剔除管理层薪酬、引入工具变量、倾向性得分匹配、控制盈余管理行为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调整成本和缓解代理问题这两条粘性动因途径来发挥抑制作用。

最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和企业创新

人口转型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凸显、劳动者就业困难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背景下,论文主要考察最低工资对创新、劳动力成本对创新的影响。实证探讨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创新二者间关系的同时,又引入劳动力成本这一解释变量进行深入探讨。利用国泰安和Wind数据实证评估宏观层面最低工资、企业个体层面的工资或薪酬,对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增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增加总体促进企业创新。最低工资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的可能不大,但会直接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成本增加总体上会促进上市公司企业创新,但影响具有异质性。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发明专利数量会下降,体现了这类企业创新不足;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则具有较强的创新动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器自动化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国内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考察在机器自动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显著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份额,加速了制造业转移,而机器自动化能够缓解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减轻制造业外迁压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度性约束低、贸易开放度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机器自动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承压转移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动化技术能够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冲击,降低其退出风险。此外,机器自动化的生产率效应是推动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投资积极性、抑制企业外迁的重要机制。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趋势,政府在优化布局产业承接转移的同时还应相机制定适当政策鼓励企业自动化转型,以保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提升产业竞争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灾难冲击与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在中国自然灾难频发与劳动市场特征变迁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10-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成本粘性“效率观”的视角,研究自然灾难冲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调整。本文发现:在调整成本与管理层预期影响下,灾难冲击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其中“数量”粘性提高更为显著,而“薪酬”粘性不显著,即相较于裁员,在遭遇灾难冲击时,企业会偏向调整员工薪酬。另外,本文发现劳动保护程度越高,灾难冲击下劳动力成本粘性越高,但企业、政府、市场的积极应对能缓解这一影响。拓展研究发现:不同的灾难类型对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存在差异性影响;且灾难冲击主要提高了民营企业生产人员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本文不仅是从企业决策视角对灾难冲击经济后果的重要补充,也丰富了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劳动成本调整的文献。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林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林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浙江、福建、广西三省54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林种植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林业社会化服务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促进农户提高用材林种植比例,但该影响路径会受到林业社会化服务供需缺口的负向调节,现阶段供不应求的林业社会化服务削弱了劳动力成本对用材林种植比例的正向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林业社会化服务供需缺口的调节效应存在异质性,对兼业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和小规模农户的调节效应更强。基于此,建议科学规划商品林种植结构,优化林地资源配置;弥合林业社会化服务供需缺口,缓解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潜在约束;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创新林业经营模式。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农户营林投入结构调整——基于林种视角的分析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户营林投入结构呈现基本稳定态势,这与Hayami-Ruttan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预期不符。文章从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视角出发,构建“劳动力成本-营林投入结构-林种结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9个省(自治区)固定样本农户监测数据,运用Mundlak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农户营林投入结构的影响以及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以期明晰营林投入结构基本稳定的经济机理及形成机制,为促进营林投入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诱导农户营林投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该效应的实现会受到种植结构调整的抵减。受经济属性和技术属性双重差异的影响,农户倾向于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林,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削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要素替代的诱致效应。在加入林种结构的内生性以及林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赋权强能,进一步强化了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使农户营林投入结构呈现稳定态势,而较高的要素市场化发育程度会弱化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进而有助于促进林业投入结构的资本深化。文章提出促进营林投入结构调整优化的政策启示:一是林业部门需要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以支持林业投入结构升级;二是提高用材林相对收益,重点关注林木采伐许可政策;三是加速要素市场化进程,畅通林业生产要素流动渠道。

劳动力成本、数据要素配置与流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对流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对流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劳动力成本每提升一个单位时,流通技术创新提升0.78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劳动力成本对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从调节机制来看,数据要素配置在劳动力成本驱动流通技术创新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文章提出大力推进自动化生产,加强人力素质提升,优化数据要素配置,推动流通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主产省份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文章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2004—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从要素替代效应与产品替代效应视角,探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代表性主产省份湖南省农业种植结构的实质性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相应提高0.364%、0.0578%;要素替代效应视角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稻谷、油菜影响都较显著,机械动力每增加1%,稻谷、油菜的种植比例分别提高0.136%、0.079%;产品替代效应视角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影响均显著为正。产品产值每增加1%,稻谷、油菜的种植比例提高0.498%、0.08314%。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