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农民与建立政权——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心城市建立的政党,但其夺取国家政权并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却依赖于动员和组织农民。通过新民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并建立新生国家政权的考察,展现了土地政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独特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动员研究——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道为考察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次社会大变革。通过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载的忆苦情、诉苦难、挖苦根等情感层面上和清算、分果实、武装保田等物质层面上的动员内容分析,提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通过高频率、强中心的议程设置,大众化、乡土式的媒介话语,充分发挥了党报的宣传动员功能,为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保障土地改革顺利开展,打赢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创建了一套以保障农民权益、激励斗争情感、改造乡村传统和建立农民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政治动员体系,使农民群体主动参与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并在动员农民与争取革命胜利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政治认同感、联合乡村传统实现政治目标等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政治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土改的农民动员策略及现实意义探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给中国的乡村以及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表明人民就是江山,一直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而开展土地革命,并且在开展土地革命中也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重视动员农民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制定的正确策略以及科学领导动员,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为解放战争建立了强有力的支撑。农民的动员策略不仅对于当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能在如今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汲取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动员方式研究——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例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把群众力量组织动员起来是重要一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对于增强物质力量、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支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结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对农民进行动员的经验,有利于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式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推进乡村振兴纵深发展。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动员与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问题有深刻而且精当的认识,但在主张上仍反对在进行阶级斗争。国民党一大改组以后,在扶助农工政策指导下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动员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而且阶级斗争成为国民党基层工作人员组织动员农民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实际则是逐步站到了工农阶级的对立面,推行的是反对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国民党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源,也与其对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有关,深刻原因则在于国民党根本立场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彭湃农民动员方式、特征与现实价值探微——兼论如何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

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以农民姿态扎进农村、贴近农民,通过对乡村社会现状与农民现实情况的深刻把握,为如何动员革命力量树立了光辉典范。他注重采取疏导与启发、言传与身教、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动员方式。从"跟农民有生活隔阂"到"入乡问俗",从"接触群众"到"深入群众",从关注农民生活状况到注重农民思想的提升,这种由表及里的动员理路使沉睡的农民树立起正确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呈现出因势而谋、谦虚谨慎、重点突出、润物无声等特征。加强对彭湃群众工作的探讨,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把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作为党的永恒课题。

从双轨冲突走向融合:干部驻村制度的农民动员困境与改进路径

在国家大力推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农民动员政策工具的干部驻村制度面临农民动员困境。本文引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角,揭示干部驻村制度陷入农民动员困境的结构性原因与可行的改进路径。研究发现,驻村干部采取行政科层工作方式,形成与村民自治并行的"双轨制"。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争夺村庄领导权,或者只承担不需要动员农民的农村工作,难以有效将农民动员起来。一些农村地区正确定位驻村干部的功能,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作为首要目标,形成了干部驻村制度与村民自治高度融合的"双层制",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农民动员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干部驻村制度也要进行适应性调整,要积极探索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衔接机制,形成新型农民动员体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

通俗文学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动员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采取了多种手段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国民革命,这其中,通俗文学作为贴近农民生活的一种形式在革命观点的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刊《犁头》"农民俱乐部"为例,讨论通俗文学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动员中如何起到宣传革命思想和动员农民的作用,同时探讨这种宣传形式对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启示意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民动员的历史启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0周年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民动员作系统分析,可以得出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开展农民动员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赢得民心的关键,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杠杆,坚持实事求是是农民动员的根本原则。这些启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

兴起到重构:中共湖南农民政治动员探析(1924—1928)

1924—1928年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农民政治动员历经兴起、高潮、衰落、重构等四个阶段。其中,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宣传的落实、农民利益的满足等多种政治动员手段,成功地将湖南农民运动由兴起推向高潮。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湖南农民政治动员经历衰落与重构,为彻底的农民动员机制建构提供契机。政治动员起源于社会实践,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政治动员,遵循社会实践、群体合作、政治动员三者互动的路径,不仅呈现出近代中国早期农民大规模觉醒的恢弘画面,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农民政治动员提供历史视角的“殷鉴”。

井冈山时期党的农民动员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引退至井冈山,借助袁文才、王佐的力量,顺利地进入了井冈山地区,为部队找到了休养生息的地方。但是,初期的农民动员是在利用袁文才、王佐掌握的民众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部队要想长期在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发展革命,必须要摸索一套动员农民的有效模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总结了一套农民动员的工作模式,但是,模式的总结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将井冈山的农民动员起来参加中共革命,农民由于受其自身利益观、宗族势力的束缚、国共双方战争形势的不明朗等因素影响,在参加或不参加中共革命之间呈现一种摇摆状态,因而使得井冈山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外逃、出现了本地农民不愿参加中共红军、土地革命不顺畅等现象。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醒觉与抗争:北伐时期中共湖南农民思想动员

通过思想动员将具有散漫性、保守性的农民群众快速号召起来,使其参与“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事业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造就的独家本领。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湖南农民革命思想的启蒙与塑造,将手笔为刀的启蒙教育、深入乡野的宣传鼓动、党团下沉的组织动员有机结合起来,触发农民群众的醒觉与抗争,造就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农村大革命。北伐时期湖南农民思想动员的先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闪烁在20世纪20年代的智慧结晶,其不仅促进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双向互动机制的初步形成、早期“群众路线”思想的萌发、“多管齐下”整体性思维的运用,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农民思想动员留下跨世纪的价值思考。

中共在渭华起义前的民众动员工作探究

渭华起义的爆发,既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在黑暗压迫下奋起反抗的结果,积极开展民众动员工作是渭华起义爆发的重要基础。从学生动员入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播撒革命的火种;以农民动员为重点,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以中共的正确领导为关键,采用灵活多样的动员方式。渭华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民众动员工作为后来群众动员工作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农民动员——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的分析

"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基层治理困境的突出表现,其核心是农民有效动员和参与不足的问题。本文力图从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厘清"最后一公里"困境的生成机理,揭示乡村基层治理难题的深层原因。当下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从两个层面产生互动,即资源下乡与涉农政策执行。承接资源与涉农政策的村庄具有较强的无主体特征,资源下乡则进一步强化村庄的无主体性,纵容乡村治理异化为向上负责、对内脱离的状态。农民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丧失了其社会和政治基础,从而形塑了涉农政策执行和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困境。走出基层治理困境还是需要有效引导和动员农民,只有农民的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良序善治才成为可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它是在《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是在农民阶级与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本着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群众。其基本思想是调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动员农民群众起来革命,从而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其思想体系既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体系,又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革命性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彻底性,又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主力军作用。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纲领,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条件。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研究

土地制度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整合分散细碎的地权,其实现路径是农民动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基于土地利益整合的农民动员"。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绩效来看,过于强调个体地权的土地制度,会导至弱化了村集体的动员能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障碍。而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创新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提高村集体的农民动员能力,实现村庄范围的土地利益整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当适当平衡集体土地权力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通过赋予村集体适当的土地调控权,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抗战时期国民党农民动员问题评析

在持久抗战局面下,国民党被迫实行战时农民总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农民能够坚持并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对农民所确定的动员理念、政策、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导致了与其愿望相悖的动员效果。本文拟对国民党的农民动员作深刻剖析,使人们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从而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