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

国际社会盛行自生自发型反腐败模式 ,但中国目前采取执政党动员型的反腐败模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省与体悟 ,成为生成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动因。中国共产党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 ,建立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代表被代表、信任被信任的关系 ,具有建立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基础。

传统与超越:东亚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转型

作为大规模集团性民族民主革命导向的政治参与的结果,东亚早期出现的政党大多是动员型的民族或民主政党。这些政党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掌握都曾经带有东亚地区特有的浓郁的威权主义色彩。在现代化的特定阶段上,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政治参与的模式,后者要求把政治统治建立在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这就要求传统的动员型政党必须转型为现代的适应型政党。相应地,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也被提上日程。

中国反腐制度的四个显著优势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上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宗旨基因和政治品格的体制生成优势;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能够将强大资源优势转化成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具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优势;具有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功能优势。

伪满协和会傀儡性及其政党本质

伪满洲国的内部构成自建立初期就极其复杂,这源于伪满洲国的居住者的复杂性。关东军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和其他外围组织加强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协和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显现了其在思想奴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引起了关东军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协和会,关东军通过几次改组逐渐将协和会与伪满政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达到维持伪满洲国政治稳定的目的。与此同时,协和会虽在表面上摒弃了政党性质,但在一步步发展中逐渐贴合了动员型政党的发展模式。

市场、权力与腐败——兼评长期流行的“市场自发治腐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治理腐败理论日益受到诸如寻租腐败论、现代化腐败论等西方腐败理论的挑战。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腐败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是管制的产物,是权力导致腐败。自由主义的治腐论走向"市场自发治腐论",其思维方法和政策逻辑存在诸多缺陷,将权力与腐败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否认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统一,否认社会秩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统一,否认人类治理腐败行动的能动性。现实中国治理腐败,应超越阿克顿命题,按照治理腐败的客观要求和执政党的性质、特点,采取不同于"市场自发治腐论"要求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