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及案例考察

依据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即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考察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前进网抗议行动、独立媒体中心反全球化行动后,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互联网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机遇,全球范围内的动员更为便捷和有效,创造了新的动员方式,打破了现有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

技术瓦解流动:新乡贤的动员结构分析——对一起“集体年夜饭”事件的实证研究

人口大量外流给乡村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新乡贤介入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然而以往研究并未关注到新乡贤自身的流动性和技术在瓦解流动性上起到的作用。笔者基于江西省F村新乡贤发起的“集体年夜饭”活动的深描,借此探究新乡贤集体行动的条件和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文化与心理的动员条件,参与式的动员模式和基层政府与村民的支持,共同构成了新乡贤的动员结构。具体来说,新乡贤利用微信为代表的技术将村庄的熟人网与互联网进行“二网结合”搭建动员网络,留存的宗族和敬老文化以及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和对新乡贤的包容,让他们能快速、高效地发动起村庄内外资源。技术驱动下形成的参与式动员方式,基层政府和村民的支持与补充,构成了灵活的动员模式。这一集体行动解放了社会力量的同时,还能结合国家力量,增强村民归属感,再造了村庄共同体。

草根组织的虚拟动员结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新浪微博个案研究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虚拟民族志,本文在动员结构理论的框架下,以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官方微博为个案,探讨了微博对草根社会运动组织社会动员的影响。研究发现CAP的新浪微博网络为全国范围内的行动者提供了信息分享的渠道;在抗争话语的塑造上发挥重要影响。草根社会运动组织和组织间合作对全国性抗争网络的构建和持续性社会行动的维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利益动员结构与中国高校智库的兴起

现有研究一般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知识转型来解释近年来高校智库的兴起,然而这两者都只是高校智库兴起的宏观背景,并未揭示高校智库兴起的微观动力机制。借鉴政策执行理论的演进观点,并通过研究中央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的三个案例,可以发现,多元、双向度、动态平衡的利益动员结构是近年来高校智库兴起的微观动力机制,而特定的知识—权力关系是该利益动员结构得以运作和再生产的根本动力。

动员结构与公民的献血参与：基于C市的个案研究

基于在中南C市的田野调查,以个案法探讨了公民献血的动员结构。认为公民的献血参与是处于一定的空间、时间和关系结构之中。采血点的空间不仅具有文化意涵,而且空间本身就具有动员作用;献血也是献时间,采血点范围的扩展和采血者工作时间的调整,有利于公民在可得的时间内参与献血;同时既存的和建构的关系网络对献血者的卷入也发挥了重要的动员效应。

疫情期间乡村媒介动员的双重结构——中部A村的田野考察

以中部A村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观察与线下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媒介在乡村抗疫中的角色和作用,考察乡村媒介动员的结构和共振机制。乡村媒介动员存在"基层组织—高音喇叭"和"熟人网络—微信群"双重结构,二者通过"站堆儿"这种乡村人际传播和生活方式完成共振。这两种媒介动员结构分别呈现"压力型传播"和"自救式传播"的特点,并存在高音喇叭硬核式无力、微信单体自救无序、信息孤岛造成谣言生成等现实困境,而村庄组织权力变化、媒介自组织结构离散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解构等因素是主要原因。

危机中的契机:社区公共行动的团结机会与动员结构

业主自治组织的自发成立是社区公共性的表征之一。本文将业主委员会的筹建视为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借助政治机会结构和动员结构的理论视角,探讨公共危机所形成的特殊情境如何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开展和公共性的发育。在案例中,公共危机为业委会的筹建提供了社会团结的契机、创造了意外的动员结构,从而间接助力了社区组织的成立。在此过程中,小区业主的共同体意识、公民道德感和公共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区公共性也由此得以提升。可以说,社区公共性的培育与集体行动的动员是两个相互建构的过程。

从集体性行动到连结性行动: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理论初探

新媒体的应用与社会运动机制的关联,是当代传播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以新媒体场域为研究视角,并以近年来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为出发点,探究新媒体场域的力量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本研究讨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新媒体场域的实践逻辑,以此来描绘新媒体与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如何相互影响,希冀能够藉此解释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并对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可能出现的转变——如何从集体性行动转向连结性行动,做出理论贡献。

制度化动员型结构:乡镇有效治理的深层基础——基于“管区制度”的分析

管区制度通过重塑乡镇行政体制和整合乡镇治理资源,形成了制度化动员型结构。乡镇党委的政治领导由此具体化为独特的政治激励结构和有力的群众路线治理机制,二者相辅相成,通过对人的动员实现对事的治理,从而将人的能动性转化为治理有效性。管区制度既可克服官僚体制遭遇乡土社会时的治理困境,也避免了基层运动型治理的负面效应。管区制度体现并强化了乡镇基层党委的治理能力,因此,需要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整体视野出发,正视管区制度的治理意义。

新周期高水平健美操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审析

以运动训练学为依托,从高水平健美操运动员竞赛的特点出发,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和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认为艺术实力是高水平健美操运动员完美完成动作的一种艺术表达能力,是获取高分的重要因素。高水平健美操运动员的竞技能力结构可以划分为竞技实力和发挥能力两部分,其中竞技实力是竞技能力的核心因子,它包括运动员的体能、技能和艺术实力;发挥能力是竞技能力的催化因子,它包括运动员的调节能力和意志力。

移动互联时代突发群体性事件动员结构及治理路径

移动互联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频频出现,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方面涉事的草根阶层寻求公平正义,唤起事外公众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带有泄愤滋事的网民掀起网络聚集行动。基于不同目的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动员,造成事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分析群体性事件中动员的形式、结构组成以及运行轨迹等,有助于管理者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结构规约型动员——农民集体行动动员机制的一个解释框架

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即底层学派所形成的底层视角,精英动员的视角,草根动员的视角。提出结构规约型动员的概念,用以分析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是受以上研究视角启发的结果。与已有研究中的三种动员机制视角特别是草根动员机制视角有所不同的是,草根行动者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既要伪装成充当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又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两面性不仅仅是由草根行动者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同时还受发生农民集体行动的所在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制约,后者的作用在集体行动如何动员和如何持续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基于需求-动员-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动员结构—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共青团青年动员发展轨迹解析

1949一1977年,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在有计划地动员中经历了迅速增长、缓慢停滞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团员人数从90万人增长到4700多万,这一组织也发展成为全国青年的组织核心和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的成功策略主要表现为动员政策、动员结构和动员方式三个方面。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下,团员不仅是政治身份的标签,还是稀缺的政治资源,对青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共青团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层次分明、覆盖全国的动员结构,结成了完善的动员网络;通过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教育,保证了动员渠道的畅通和动员力的实现。

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

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外部资源促进内部发展"是老年人协会建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乡村社会复杂多元的制度环境,老年人协会依靠村庄动员形成了制度化的动员型组织结构,表现为结构增生、功能外溢和规则妥协。制度化成本和组织内在张力导致老年人协会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着老年人协会真正融入村庄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成为村庄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和担纲者。国家在扶持和推广农村老年人协会时,需要从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战略着眼,鼓励和尊重老年人协会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协会建设模式。

粉丝公益的动员与传播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以及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简要分析粉丝社群以及粉丝应援活动的动员结构,以新冠疫情期间粉丝捐赠行为为例对于粉丝公益行为的动员、传播结构进行简要的研究分析。通过对于粉丝社群结构分析以及粉丝公益行为的研究,了解粉丝文化中粉丝公益行为中偶像、粉丝以及大吧发挥的作用,探索粉丝对于粉丝公益行为看法,进而对于粉丝文化进行简要分析,简要探讨中国粉丝文化,发表个人观点。

基于运动员身体结构的短距离速度滑冰体能训练策略探析

体能训练是提高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运动水平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和专项技术水平。基于此,该文首先介绍了短距离速度滑冰所需的体能要求,并阐述了运动员身体结构对训练的重要影响。通过速度分析、力量分析和技巧分析揭示了身体结构与短距离速度滑冰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训练策略方面,提出培养冰感、合理调控状态、科学设计训练计划和利用科技设备等策略,以期能够推动中国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及发展。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