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资产泡沫与最优政策:基于带有多部门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视角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图回答发展绿色经济与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求解对应的最优政策水平。通过构建包含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绿色部门中引入资产泡沫,发现绿色泡沫的出现能够缓解绿色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带来绿色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规模扩张。但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经济增速会下降,这取决于泡沫的信贷放松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同样,针对绿色部门的补贴政策也有可能使得绿色部门扩张和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随着家户对绿色部门偏好的增加,虽然最优政策水平下所隐含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居民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也可用以讨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分析。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以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为框架,构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决定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部门技术进步的提高、国外消费的增加、出口商品总额的扩大、政府非贸易品支出的增加、国外实际货币持有余额的扩大、贸易条件的改善,会使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升值;国内消费增加、国内实际货币持有余额扩大、经常帐户余额的增加,会使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贬值。汇率决定模型的结论符合人们的经济直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使用一般均衡的框架分析经济波动现象 ,认为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体对实际冲击调整的结果 ,从而波动本身是Pareto最优的 ,任何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变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倡导的理论本身 ,也在于其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协调配合研究——基于损失函数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损失函数,基于信贷传导途径探讨不同类型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确定性关系。宏观审慎政策无法替代货币政策,但在一些情形下可作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当出现技术冲击时,严格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是最优的;当出现金融或房价冲击时,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合作能取得最优政策效果。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从福利角度看国际援助的经济效应——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学术界对国际援助的经济效应长期存在争议。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且往往仅从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分析国际援助的经济效应问题。笔者尝试从微观层面,即援助与家庭福利关系出发,利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来探讨国际援助对援助国和受援国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福利角度看,国际援助是有效的;国际援助能够提高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家庭福利,并能够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国际援助特别为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交互作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子银行的存在可以降低银行的筛选强度,从而使银行承担的项目的成功率较低,因此银行业风险也增加了。影子银行更容易获得短期债务,这增加证券化贷款的价格,也降低了银行筛选强度,增加了银行业的风险。

人工智能、财政职能与经济奇点——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在基础设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经济保持持续稳健增长既是经济奇点的内核,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因此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背景下,有必要探究政府投资和再分配政策等财政职能对经济奇点的影响。本文构建含有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探究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奇点临界值及政府财政职能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使我国经济于2066年达到奇点状态,智能资本随技术发展单调递增,经济在智能资本不断投入下即可达到持续稳定增长。具体而言,资本产出弹性与经济奇点临界值呈正相关关系,模拟结果证实,资本产出弹性越大,经济奇点时间节点也由2023年逐渐推迟到2066年,经济奇点越难实现。政府投资规模与经济奇点临界值呈U型关系,模拟结果显示,位于U型关系的右侧,即政府投资规模越大,经济奇点时间节点由2035年逐渐推迟到2082年。再分配规模与经济奇点临界值呈倒U型关系,模拟结果显示,位于倒U型关系的右侧,再分配规模越大,经济奇点时间节点由2084年逐渐提前到2039年。有鉴于此,目前我国应淡化短期GDP目标,发力“新基建”,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再分配力度,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基于单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近年来,农业保险逐步成为稳定农业生产,保护农民收入的重要经济手段。由于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的特性,难以完全实现市场化运行,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补贴。本文通过建立单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税制结构选择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从税收产生之日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税收制度的探索。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是在1994年全面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确立的。此后,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我国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然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的新形势下,如何减少人口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又对未来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应用OLG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及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构建了包含消费税、资本收入益税、劳动收入税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模拟了不同税基选择下的经济增长路径。模拟结果表明,适当增加对消费的征税可以减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房价预期对经济波动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从预期视角探究房价预期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构建包含房价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单期和连续的正向房价预期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分析了预期冲击下限购和限贷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房价单期预期冲击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大于未预期房价冲击,并且居民预期形成越早,或居民房价看涨预期持续时间越长,经济波动会越剧烈;当居民持有看涨预期时,限贷政策在削弱经济波动的同时能遏制房价上涨,而限购政策失效。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居民房价预期监测体系,将预期管理引入房价调控政策体系,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和持续性。

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化形式的法定货币,为应对私人货币挑战,央行数字货币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快了其研发、测试和试点。本文在探讨央行数字货币概念与主要特征基础上,理论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框架运行和传导机制影响,构建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央行数字货币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数字货币正向冲击对本国以名义利率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影响并不显著,对银行存款替代也并未发生明显的替代影响;外国央行数字货币正向冲击对本国货币政策影响仍然甚微,但能够观测到其通过汇率和贸易条件等渠道变化,传导到本国物价、产出,进而影响本国名义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

基于1978-2007年的中国宏观数据和VAR模型的研究发现一些经验事实:总产量、社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正向冲击反应为正。由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可能是解释这些经验事实的重要因素,于是,本文主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尝试将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构建模型、经济模拟,以解释中国总产量、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对政府支出冲击响应的经验事实。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

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

参照Tsung-wu Ho(2001)假设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波动模拟显示,均衡利率上升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减小产出和通胀面对技术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短期内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政府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挤出效应增强,但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政府支出冲击反而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长期内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并没有明显增强。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20年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呈现的U型变化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将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动态及国际贸易等因素纳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2000—2017年间整体劳动报酬份额的U型变化特征,并捕捉和量化了生产率冲击、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投资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及贸易成本冲击等多类冲击在解释劳动报酬份额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1)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是解释中国劳动报酬份额U型变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整体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有70%以上可归因于2007年后中国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类型的改变。(2)在结构因素中,90%以上的解释力来自部门内效应,而非部门间的结构变化。(3)在各种冲击因素中,来自中国自身的冲击是主要的,其他国家冲击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4)数值模拟显示,改善投资效率、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均会进一步提高我国当前劳动报酬份额。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我国近年来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模式的理解,同时也为当前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变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结构冲击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变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货币、制度冲击使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基本上同向变动。短期内，技术冲击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表明我国狭义货币具有奢侈品特征。就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而言，制度和货币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制度冲击最重要，货币冲击次之，技术冲击不重要，没有长期影响。就产出的变动而言，货币冲击产生了持久的“Tobin效应”，制度、技术冲击具有显著、持久的正向效应。制度冲击最重要，技术冲击次之，货币冲击不重要。

中国高资本报酬率与低消费率的一个解释——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与校准

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不断下降,这一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特征已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在趋向稳态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率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在中国经济中伴随着高增长可在一定时期出现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事实,符合赶超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高增长阶段的共同特征;(2)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占比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高资本报酬占比是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较高的资本报酬占比是居民消费率长期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通过调整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成本,降低资本报酬占比,例如下降到40%,可以遏制消费率的下降态势,并使其在2020年转向逐步上升。

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动态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再审视

文章在Barro、Devarajan生产性政府模型基础上,将社会保障这一变量引入模型,通过跨期最优和一般均衡理论将家庭部门、生产部门、政府部门三部门有机结合,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模型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最优消费增长率与稳态消费水平的偏效应为正,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和稳态消费水平。其次,在模型基础上同时控制了居民货币工资、财产收入、以及价格总水平因素下,运用199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考察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十分显著,政府每增加1万元的社会保障支出所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增加幅度在1.469—4.357单位内变动。最后,通过稳健性检验,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影响效果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呈阶梯型递减态势。但是,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效果依然明显,二者仍然正相关。最后,给出了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