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组织创新对流通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

双元组织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聚焦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利用式和探索式组织创新对流通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通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对利用式和探索式组织创新均存在正向影响,但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效果更明显;双元型组织创新对流通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利用式创新对流通企业价值的积极作用显著优于探索式创新;动态能力强化双元型组织创新对流通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双元型组织创新的内部平衡性有利于流通企业价值提升。研究提出重视并提升流通企业动态能力、推动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发展和有序管理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等启示。

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品牌生态圈形成过程机制研究——以仁和集团为例

在数字经济时代,品牌生态圈的构建为品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对其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研究不足。基于动态能力视角,选取仁和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解构其多年品牌发展历程,总结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机制。研究发现:(1)品牌生态圈本质上是一个以核心品牌企业为中心、以数字技术平台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完整、多方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品牌族群协同发展的闭环开放生态系统;(2)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会出现“点—线—面”即“品牌核心圈培育(市场破局)—品牌产业圈发展(产业链整合)—品牌生态圈形成(价值共创)”的成长特征;(3)在品牌生态圈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动态能力呈现出“市场破局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价值共创能力”等从低阶能力向高阶能力的演变。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可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品牌生态圈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动态能力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路径研究

数字动态能力是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文章旨在探索数字动态能力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动态能力通过以下路径推动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帮助企业识别创新机会、促进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形成战略创新联盟、促使企业把握创新时效性。通过数字平台和协作工具,企业与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进行跨界合作,识别和把握创新机会,推动突破式创新,引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规则。文章为企业理解数字动态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提供了深入的路径分析,为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情境下,创业企业如何嵌入资本网络以提升动态能力,这一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1—2022年87家国际创业企业为样本,检验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以及风险偏好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分别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偏好在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促进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丰富资本网络与创业动态能力相关研究,为国际创业企业提升动态能力以应对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赋能政府数据开放知识创造——动态能力之探测—规则—反应

[目的/意义]研究动态能力如何赋能政府数据开放(Open Government Data, OGD)的知识创造,有助于深度理解其动态能力作用过程并持续推动OGD发展。[方法/过程]结合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理论与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将OGD动态能力的作用过程分解为“探测—规则—反应”3个环节,构建基于CAS-SECI的OGD动态能力作用过程模型,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法深入分析OGD动态能力作用的知识创造内核,并对OGD动态能力作用过程进行分解。[结果/结论]OGD变化感知能力、吸收转化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及重构创新能力在“探测—规则—反应”过程中,通过知识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和内部化中的相关知识活动及流程,实现知识资本转化,系统反映了OGD动态能力作用的知识创造过程。着眼于对相关知识活动的实施和优化,提出强化探测、关注积累、加强交流、聚焦创新方面的对策建议。

动态能力对跨境电商企业服务效能的影响机制分析——考虑战略导向的中介效应

在国家政策红利的刺激下,跨境电商产业已逐步进入风口期,众多资本纷纷选择投入跨境电商产业。然而,跨境电商产业在面对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受到世界经济低迷、欧洲局部冲突、部分国家大力推行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跨境电商产业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对此,提升服务效能日益成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构筑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选择。而当下持续波动的跨境电商市场环境对于跨境电商企业灵活调整战略和适应环境的动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本文将实证探究动态能力对跨境电商企业服务效能的影响机制,并考虑战略导向的中介效应,旨在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强化自身动态能力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进而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产业的健康向好发展。

逐绿前行,绿浪迭起:制造业企业绿色动态能力的构建机制研究——基于德龙钢铁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制造业企业因其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方式,成为实现碳排放目标和绿色发展的关键。然而,面对绿色转型的时间和成本压力,制造业企业往往表现为“被动接受”,甚至是“漂绿”现象,如何采取主动环境战略实现绿色发展,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德龙钢铁2000-2023年的绿色转型实践,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制造业企业通过构建绿色动态能力实现绿色转型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企业在绿色转型中存在“机会警觉—资产编排—绿色动态能力”的能力构建机制,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即时性—适应性—前瞻性”的能力跃迁路径;第二,制造业企业绿色机会的识别范式表现为对制度、技术、市场机会的警觉,进而主动识别动态环境中潜在的绿色机会;第三,制造业企业绿色机会的捕获策略包括内部资产协调、外部资产链接、通用资产激活、专用资产部署,通过不同资产的组合编排捕获动态环境中的绿色机会。第四,绿色动态能力可以解构为绿色价值感知、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数字赋能、绿色产业耦合,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本文形成的理论框架对理解制造业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动态能力视角下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研究——以江西铜业为例

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行业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当企业在动态环境中遭受环境问题挑战时,其应当做出的决策改变即为环境战略转型。通过以江西铜业为例,沿着“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的路线,探讨了在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机制,进而揭示出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通过分析发现,随着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演进,企业按照“反应型环境战略—防御型环境战略—适应型环境战略—主动型环境战略”这一路径完成了环境战略转型。同时在转型过程中其环保投入逐渐增加,绿色创新力度显著加强,实现了发展各维度高质量的增长。

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0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CEO-TMT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开放性对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CEO-TMT权力距离均在CEO开放性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增强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而CEO-TMT权力距离弱化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从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等方面提出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情境下顾企价值共创路径——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

在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不再处于单一的市场主导地位,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进行价值共创,顾客转变为价值共创者,互联网的发展也为价值共创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同时制造业企业在价值共创不同阶段中需要利用对应的动态能力,建立价值共创过程中的能力动态匹配机制。为此,从动态能力视角出发,以“价值主张契合—动态能力—顾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对美的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其作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龙头,在服务化不同阶段和顾客进行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第一,价值共创过程中,顾企价值主张实现契合后,企业会通过匹配和运用动态能力达成相应的战略部署,驱动顾企互动活动深度开展,实现价值创造;第二,服务化的不同转型阶段决定了价值主张契合方式和顾企互动方式,所利用的动态能力也有所不同;第三,服务化转型会随着顾企价值共创的不断深入而发展,价值共创越深入,越能加速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进程。

资源编排、动态能力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迭代成长——以T-MOTOR公司为例

逆全球化背景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实现迭代成长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本文基于案例分析探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通过资源编排行为形成适配能力推动自身迭代成长。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迭代成长路径包含核心领域专精产品供应、特色解决方案提供和高端系统创新集成3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的资源编排过程中,都存在“资源构建—资源捆绑—资源利用”管理流程。企业差异化资源编排方式会促使企业动态能力进行“聚焦产品质量的精进能力—聚焦技术突破的探索能力—聚焦创新进阶的双元能力”演变。因此,应从打造有力战略支撑、统筹有效资源分配和构建有为政府引导三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企业绩效模型,并把创业导向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其中,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创业导向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滞后效应。结论丰富和扩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动态能力与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实证分析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机制以及CEO开放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影响;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开放性显著调节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创业板企业动态能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理解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影响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成果。

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街区慈善生态形成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慈善基地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层慈善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分析单元剖析基层慈善的发展,忽略慈善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片区联动格局,因此构建跨行政区划的、注重多主体协同的基层慈善生态成为基层慈善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提出基于“街区”场域的基层慈善生态概念,以空间地理和动态能力为分析维度,其中空间地理维度包括区位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等静态条件,动态能力维度包括合作网络形成和组织学习机制等动态条件。通过对杭州市两个慈善基地的比较研究发现,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共同作用于显性与隐性的慈善绩效,有利的政策与区位环境仅是街区慈善发展的基石,紧密的合作网络与持续的组织学习则是增强慈善主体适应力、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其整体能力与绩效表现的关键机制。

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

为探讨建设应急语言能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提出系列建设举措,即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应以提升语言服务的时效、范围和质量为目标,重点建设态势感知、知识学习和资源重组等3个方面的动态能力,并通过人力资源转型升级打造一支与动态能力要求相适应的语言人才队伍。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应区别于常规语言能力建设,更注重在紧急情境下应对多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动态能力理论可为建设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应急语言能力提供参考。

动态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动态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动态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均对企业绩效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增强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为企业内部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动态的视角,也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及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与家族企业产业转型——基于动态能力的多案例研究

面对传承的挑战,产业转型成为家族企业谋求跨代发展的独特路径。创新创业精神是企业家行为的核心内驱力,二代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探究其创新创业精神如何驱动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驱动家族企业产业转型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动态能力能够有效地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与产业转型连接起来,且家族企业产业转型包括主动变革型和被动变革型两条路径,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推动动态能力的形成并驱动产业转型的两条路径略有不同。此外,提炼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七个维度、动态能力的五个方面及产业转型的三个阶段。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