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体制特性与中国工业企业的动态规模效益——纠偏模型分析证据

动态规模效益是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效率提升的关键。以维尔敦定律为基础的对动态规模效益的传统检测,不能很好区分需求拉动生产率提升的长期和短期效果。本文提出一个劳动生产率和产量之间的纠偏模型。运用这一模型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对比分析显示,国有企业缺乏应对市场环境变动的灵活性,导致短期效率损失,而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的“固定化”体制,却更能配合稳定增长的宏观需求,产生动态规模效益。

湖南省不同企业动态规模效益的比较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湖南省经济主要是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不断涌入城镇,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从而通过劳动力扩张这种方式来实现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资本的深化,原始的资本广化发展方式很难再维持湖南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时伴随着大型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显现出来的动态规模效益就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湖南省的企业按要求可分为工业和非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部分。通过纠偏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部门之间动态规模效益的大小以及稳定性,从而得出:在湖南省中非工业部门显现出较大的动态规模效益,在工业内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益几乎一样大。因而,湖南省要想实现经济的良好持续增长,就应该扩大非工业部门企业的规模,促进其外部效益的彰显;同时,在工业部门内部要加大非国有企业的投入,从而实现投入产出比最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沿革、挑战与重塑

改革期间的中国工业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阶段性特征:一是1979—1998年的“劳动密集型”;二是1998年至今的“资本深化型”。就工业化效率而言,前者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后者来自于动态规模效益。“资本深化型”工业化能否得以维系,从内生因素看,取决于“资本深化型”工业化所获得的动态规模效益是否足以阻止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从外部环境方面看,则有赖于本土工业能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摆脱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依附、淘汰落后产能。从目前工业化的运行情况看,这两者都不乐观。要克服“资本深化型”工业化模式的局限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开辟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当前的唯一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进的就业效应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从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前一种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双重增长,缺陷在于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后一种增长模式能够促进产出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提高,缺陷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表现不足。但从现实性来考虑,后一种模式比前一种模式更具可行性。

资本深化、资源约束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以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以及以一系列大规模生产工业的膨胀为特征的日益显现的动态规模效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资本深化的工业企业的动态规模效益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从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可行性内生制约因素看,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可行性外生环境制约因素看,资源和能源约束最终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仅有赖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赖于全社会对消费模式的调节,以及政治文化条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