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进一步激发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居民消费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引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均存在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当其发展到超出某个阈值时,边际成本近似于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边际递增。经过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不变;(2)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达到阈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农村居民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金融知识匮乏,依然面临数字金融的排斥问题,其消费状况得到的改善相对较小。

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STIRPAT模型构建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货币信贷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货币信贷、对外开放、能源消耗结构、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关于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高碳排放地区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因此,建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针对不同区域定制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措施。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来解释我国"人口红利"与"高储蓄率"两大热点现象,并探寻其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表征特点,而人口红利的出现同样为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提供了新的内涵解释。本文首先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来分析储蓄率与抚养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红利存在着乡城转移。其次,通过分城乡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发现,在不同的收入增长率门槛内,城乡之间呈现异质性的储蓄效应。经济欠发达城镇地区的居民为了少儿以及老人的抚养会消耗更多的居民储蓄,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则更倾向于预防性养育以及养老储蓄。抚养比的增加会降低农村居民储蓄率。研究表明:我国高储蓄率来源于城镇人口的预防性储蓄,且农村的抚养负担加重将减少居民的储蓄率,城乡异质性储蓄行为源自于收入差距。

政治稳定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文章根据"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在1996-2015年间的数据,采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检验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其一,总体来看,政治稳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不同经济区间下政治稳定差异化的经济影响;其三,政治稳定的经济效应具有三个门槛值,人均GDP低于2 807美元为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高于2 807美元的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国家,政治稳定性显著地刺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到此门槛,说明政治稳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正在日益显著。可见,"一带一路"推进下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释放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税收竞争是引起"囚徒困境"还是"抑制利维坦"的效率悖论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竞争进行招商引资以刺激本地区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种刺激效应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逐底的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刺激作用,这种效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甚至在经济发达阶段呈现为抑制效应。根据实证检验的门槛值结合中国各地区经济所处的阶段,中部和西部多数地区间依靠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但刺激程度正在持续减弱,东部发达地区则基本脱离了这种增长机制。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逐底的税收竞争刺激居民收入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体育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体育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短期来看,体育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体育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体育产业集聚会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体育产业集聚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应的启示和结论。

金融发展对湖北省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不同金融产业视角,以2005年-2019年湖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地区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持续性特征,保险发展和银行发展是地区技术创新的单向非线性格兰原因;随着地区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和地区创新水平的不同,保险发展、银行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的支持效应大于保险业。最后,根据实证结论,从加大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地区金融供给差异化、金融产业政策差异化等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储蓄之谜”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演化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梳理了一二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理论逻辑,通过引入双向代际因子的四期戴蒙德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储蓄率,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门槛模型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负效应不断减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正效应不断增加。本文将人口红利与高储蓄背后的逻辑进行梳理并进行解释,为我国的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动态面板异质性门槛效应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简化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非线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结合2002-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养老保险发展为门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特征,随着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由负转正,并且正向效应逐渐加强;在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方面,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大于中、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的门槛值大于发展型消费。提高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覆盖率,能够使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或增强人口老龄化的正向消费效应(东、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

政府创新偏好、人力资本积累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地区政府创新偏好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动态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创新偏好影响绿色创新的复杂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是非线性的,不仅存在以政府创新偏好自身为门槛的单门槛效应,也存在显著的以人力资本积累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U”型阈值效应;当以人力资本积累为门槛变量时,政府创新偏好在跨越一重门槛值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发生结构突变,作用效果由微弱的负向抑制转变为正向促进,并且在更高的门限区间中其影响系数进一步提高。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采用2010—2015年全国31个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统计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地区制度赡养率对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制度赡养率与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存在单一的门槛值。当制度赡养率低于该数值时,地方政府会主动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当制度赡养率高于该数值时,地方政府会将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转嫁给中央政府,从而削弱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效率。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及运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此结论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低下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强调地方政府在协同征缴与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统计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广义矩估计的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过度市场化会降低这种促进效应;无论从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不同构成维度,还是从不同区域视角分析,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市场化水平提升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条中介路径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支农与市场化水平提升存在互补作用。为此,我国应从四个方面来提升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因应施策,提升市场化推进的针对性;三是要激励创新,畅通市场化功能发挥路径;四是要优势互补,促进市场与政府协同契合。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创新活力对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机理研究: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构建中国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创新驱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框架,考察不同区域环境规制门槛下创新活力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异质性显著,有趣的是,创新活力对于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并超过临界值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发创新活力的驱动效应,进而能提高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影响的门槛特征与地区差异

对中国各地区居民生活中的直接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对城镇化与生活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生活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关系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效应依据收入的差异来体现。当收入小于门槛值时,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为正;当收入越过门槛值时,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为负。2当期生活碳排放受上期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依赖性,生活碳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正U型曲线关系。3各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调节效应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双重检验

自新时代中国变革性实践以来,地方政府价值主张和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能否更好地改进城市生产效率,其演进轨迹与内在机理是否呈现新的特征,成为亟须回应的问题。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系统GMM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估计方法,并考虑财政透明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系统检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财政透明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地方政府贫困治理注意力指数,并将其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居中不良”效应,两者呈U形关系,这种关系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主导;财政透明使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同时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左平移。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结论在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别是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财政透明对财政分权与技术进步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截然相反。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处于高门槛区间时可以放大信息化水平、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财政透明与对外开放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外开放与市场一体化“替代效应”的张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新时代下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效应,为地方政府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数字技术赋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效应的实证检验

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关键力量和重要体现。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不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三者间的关系。发现:(1)在直接效应上,数字技术对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考虑内生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在门槛效应上,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对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显著正向影响;(3)在区域异质性上,相较于其他地区,研究时间、区间内数字技术对西部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影响效应更明显;(4)在中介效应上,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数字技术对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影响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基于此,对未来中国不同区域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公共体育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城市化异质门槛效应研究

目前提"速"到提"质"的转变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区域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测评区域发展质量,同时将城市化异质门槛纳入研究框架并构建动态门槛模型,进而实证研究我国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发展质量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城市化异质效应下,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质量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处较低水平的城市化不利于发挥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上升并超过其门槛临界值时,有利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合理分布及其创造力作用的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