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进一步激发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居民消费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引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均存在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当其发展到超出某个阈值时,边际成本近似于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边际递增。经过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不变;(2)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达到阈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农村居民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金融知识匮乏,依然面临数字金融的排斥问题,其消费状况得到的改善相对较小。

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STIRPAT模型构建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货币信贷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货币信贷、对外开放、能源消耗结构、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关于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高碳排放地区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因此,建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针对不同区域定制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措施。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来解释我国"人口红利"与"高储蓄率"两大热点现象,并探寻其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表征特点,而人口红利的出现同样为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提供了新的内涵解释。本文首先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来分析储蓄率与抚养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红利存在着乡城转移。其次,通过分城乡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发现,在不同的收入增长率门槛内,城乡之间呈现异质性的储蓄效应。经济欠发达城镇地区的居民为了少儿以及老人的抚养会消耗更多的居民储蓄,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则更倾向于预防性养育以及养老储蓄。抚养比的增加会降低农村居民储蓄率。研究表明:我国高储蓄率来源于城镇人口的预防性储蓄,且农村的抚养负担加重将减少居民的储蓄率,城乡异质性储蓄行为源自于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对湖北省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不同金融产业视角,以2005年-2019年湖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地区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持续性特征,保险发展和银行发展是地区技术创新的单向非线性格兰原因;随着地区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和地区创新水平的不同,保险发展、银行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的支持效应大于保险业。最后,根据实证结论,从加大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地区金融供给差异化、金融产业政策差异化等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采用2010—2015年全国31个省区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统计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地区制度赡养率对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制度赡养率与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存在单一的门槛值。当制度赡养率低于该数值时,地方政府会主动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当制度赡养率高于该数值时,地方政府会将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转嫁给中央政府,从而削弱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效率。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及运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此结论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效率低下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强调地方政府在协同征缴与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调节效应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双重检验

自新时代中国变革性实践以来,地方政府价值主张和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能否更好地改进城市生产效率,其演进轨迹与内在机理是否呈现新的特征,成为亟须回应的问题。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系统GMM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估计方法,并考虑财政透明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系统检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财政透明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地方政府贫困治理注意力指数,并将其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居中不良”效应,两者呈U形关系,这种关系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主导;财政透明使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同时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左平移。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结论在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别是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财政透明对财政分权与技术进步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截然相反。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处于高门槛区间时可以放大信息化水平、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财政透明与对外开放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外开放与市场一体化“替代效应”的张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新时代下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效应,为地方政府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动态面板异质性门槛效应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简化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非线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结合2002-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养老保险发展为门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特征,随着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由负转正,并且正向效应逐渐加强;在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方面,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大于中、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的门槛值大于发展型消费。提高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覆盖率,能够使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或增强人口老龄化的正向消费效应(东、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

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6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门槛特征,在环境规制处于门槛值以上时,提升作用较大。技术创新直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间接通过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等影响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只有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门槛值时,间接影响机制才有效。中国每年越过环境规制门槛值的城市数量逐年递增,但是仍有少量城市在样本期内未跨越门槛值。

政治稳定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文章根据"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在1996-2015年间的数据,采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检验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其一,总体来看,政治稳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不同经济区间下政治稳定差异化的经济影响;其三,政治稳定的经济效应具有三个门槛值,人均GDP低于2 807美元为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高于2 807美元的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国家,政治稳定性显著地刺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到此门槛,说明政治稳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正在日益显著。可见,"一带一路"推进下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释放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税收竞争是引起"囚徒困境"还是"抑制利维坦"的效率悖论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竞争进行招商引资以刺激本地区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种刺激效应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逐底的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刺激作用,这种效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甚至在经济发达阶段呈现为抑制效应。根据实证检验的门槛值结合中国各地区经济所处的阶段,中部和西部多数地区间依靠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但刺激程度正在持续减弱,东部发达地区则基本脱离了这种增长机制。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逐底的税收竞争刺激居民收入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体育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体育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短期来看,体育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体育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体育产业集聚会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体育产业集聚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应的启示和结论。

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影响的门槛特征与地区差异

对中国各地区居民生活中的直接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对城镇化与生活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生活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关系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效应依据收入的差异来体现。当收入小于门槛值时,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为正;当收入越过门槛值时,城镇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为负。2当期生活碳排放受上期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依赖性,生活碳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正U型曲线关系。3各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经济增长视角下的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基于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寻政府债务适度规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短期内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长期内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无显著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政府债务阈值为20%。当债务负担率低于阈值时,地方政府债务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当债务负担率大于阈值时,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关系。

人口红利与“储蓄之谜”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演化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梳理了一二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理论逻辑,通过引入双向代际因子的四期戴蒙德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储蓄率,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门槛模型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负效应不断减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正效应不断增加。本文将人口红利与高储蓄背后的逻辑进行梳理并进行解释,为我国的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的旅游业发展效应及非线性特征研究

在对旅游业综合指数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文章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门槛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旅游业的空间效应及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不仅对本地区旅游业具有促进效应,还对邻接地区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旅游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旅游业发展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显著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考虑地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差异时,旅游业发展策略存在显著的地区间非对称空间互动,即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的非线性时空效应。

“互联网+”、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效率——基于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

基于超效率共同边界函数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从线性与非线性双重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互联网+"对西部与中部地区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现阶段"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创新效率差距。研究结果可为有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互联网+"战略提供启示。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房价上涨、房地产扩张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9—2017年31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广义矩(SYS-GMM)模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房价上涨、房地产扩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房地产扩张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房价上涨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和产出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具体来说,在房价收入比较低时,房价上涨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在房价收入比较高时,房价上涨会显著抑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投入与产出均具有一定的惯性,政府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推动作用显著。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城市化异质门槛效应研究

目前提"速"到提"质"的转变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区域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测评区域发展质量,同时将城市化异质门槛纳入研究框架并构建动态门槛模型,进而实证研究我国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发展质量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城市化异质效应下,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质量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处较低水平的城市化不利于发挥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上升并超过其门槛临界值时,有利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合理分布及其创造力作用的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