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调控、银行风险承担与宏观审慎管理——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分析中国62家商业银行2000—2012年间的财务数据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关系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反映更加敏感。进一步的,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正向截距效应和负向斜率效应;自有资本比率较高和规模较大的银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映较为审慎;热衷于表外业务的银行在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会更加激进。因此,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需要将金融稳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实现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的统一协调。同时,对异质性银行实施动态化和差别化的审慎监管,有利于实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长期稳定。

空气质量与城市发展——基于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面板GMM方法,以EKC曲线为基础建立城市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发现:全国来看,省会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呈倒N型,城市产业发展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城市公共交通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城市间存在差异,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会显著恶化空气质量,城市绿化因素总体上是显著的但分区域而言不显著且作用较小。

西方经济学模型方法应用的局限性探讨——基于供给曲线与GMM动态面板模型推导的理论视角

自21世纪初以来,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的冲击,引发了经济各界对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理论模型实践指导价值的反思。文章在理论观点、模型方法、实践价值三个宏观维度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基于模型方法推导的视角,剖析了以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供给曲线理论、GMM方法和动态面板模型为代表的理论模型方法应用的局限性。研究表明,只有在弄清楚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方法底层运行逻辑及具体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审慎地判断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方法应用于经济实践的可能性。

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

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与汽车市场密切相关的宏观政策,汽车下乡、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汽车市场的发展,限牌限购政策则明显地抑制了汽车消费。基于2002—2017年省际汽车销量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汽车市场具有明显的惯性效应,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促进和抑制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汽车市场激励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汽车市场抑制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相对于促进政策,抑制政策对汽车市场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居民消费水平、汽车产量、公路货运量、公路客运量等因素对汽车市场也具有显著为正的促进效应。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我国在未来制定和实施汽车市场相关的宏观政策提出了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与银行经营效率的交互跨期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

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16家商业银行数据,运用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各银行的经营效率评价值,与绿色信贷比率建立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与银行经营效率的具体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银行经营效率与绿色信贷存在交互跨期关系:绿色信贷会正向影响银行经营效率且这种影响在滞后一期和两期更显著,然而银行经营效率会负向影响绿色信贷投放且有动态连续性。

货币政策、企业融资约束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实证,文章利用中国沪深上市企业在2008—2020年间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的产权性质、资产规模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同时,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有利于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缓解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根据各微观主体对其政策的不同反应有针对地采取动态化和结构化的调控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作用,大力增强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果,着力打造促进货币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

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模型和VAR模型

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发展区域,其低碳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中国的低碳产业发展中举足轻重,各产业的碳减排成效对地区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模型分析2000—2017年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构建VAR模型具体分析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差异,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回归分析相关经济变量间的逻辑因果关系以及短期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会降低碳排放;2)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分别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影响存在差异。最后,基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别对各地区的碳减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影响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机理——基于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

以数字经济影响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在梳理数字经济影响市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以此测算2007—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借助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内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效应分析——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13—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数,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东部和中西部不同地区,中介效应机制的发挥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应增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区域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加快数字产业链的培育和升级,建设数字化工业互联网;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突破核心领域技术难题。

异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考虑多重中介与财政分权调节效应

基于异质环境分权理论,采用2009-2020年我国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动态GMM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和环保立法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探讨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因素的中介效应,最后分析财政分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环保人事分权、环保立法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而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前我国大部分省域的3种环境分权均未跨过拐点,环保人事分权、立法(或资金)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处于促进(或抑制)阶段;②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是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传导路径,其中,绿色研发人员投入、绿色研发经费投入、绿色技术产出与绿色经济产出均呈现出显著的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③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对环保立法分权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的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各个省市作为基础横截面单元,进而将其归并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形成区域性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92～2003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 FDI 对中国不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FDI 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FDI 对出口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其创造效应不显著。与此类似,FDI 对东部地区进口贸易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弱。

人力资本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2008年—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为研究不同性质人力资本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影响,采用文献综述法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应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产业升级能力进行剖析并提出假设、构建计量模型:模型采用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研究型人力资本与装备制造产业升级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型人力资本每增加1单位可使装备制造产业升级0.327单位;对于辽宁(东北地区)来说,研究型人力资本每增加1单位可使装备制造产业升级0.577单位;本文根据已有文献并结合辽宁发展现状可知,技术型人力资本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有显著影响,故研究型、技术型人力资本均影响着辽宁装备制造产业的升级。

环境规制对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加快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对于全面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环境规制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尚无定论。本文以波特假说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以2009—2019年中国沿海地区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基于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总体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不同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3)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单门限效应,当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阈值时,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将失效。本文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理论在海水养殖业方面的应用,为促进海洋环境治理与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双赢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9-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ArcGIS可视化工具对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GMM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时序上呈现"低效率大差异"向"高效率小差异"的时间演进趋势,省域"高效率"省份占比逐渐增大;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T型绿色创新格局基本形成,省域"低效率"省份主要来自中、西部;研发强度、产业规模和劳动者素质对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也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市场竞争均与绿色创新效率负相关。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互联网和农业保险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互联网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为中介变量角度实证研究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首先,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农业保险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互联网发展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也会引起监管成本的提高从而抑制农业保险发展;第三,就我国目前互联网发展水平而言,互联网监管成本效应高于互联网交易成本效用,从而使得间接效应为负值;最后,研究结果发现,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4.3177%,且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运用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及其地区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影响程度按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依次递增;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双重影响

为探究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双重影响,研究选取201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区)科技金融投入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科技贷款、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直接的促推作用,且财政科技投入还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状况间接提升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与TFP提升对经济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85个城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空间动态面板GMM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为负向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作用。工业化对服务化升级的“结构红利难以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从产业结构优化转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和解决“结构性放缓”问题的重要途径。

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测算指标体系,并运用GMM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资本配置效率不仅可以直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还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间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充分发挥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应通过健全政府投资体制和融资机制、高效利用外资等方式,不断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从而解决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不均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