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基于NCA和动态QCA方法

制造企业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以109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索影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因素之间的动态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是技术、组织和环境维度三者动态联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路径,表现为技术创新引领型、数字化牵引型、行业竞争下数字化驱动型和行业竞争下制造能力推动型;研发投入和运营能力是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核心条件。

TOE框架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运用动态QCA方法,选取我国2016—2021年110家能源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具有多重协同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均无法单独成为高水平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需要发挥各要素间协同作用;在充分性分析中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将其可提炼为“技术—组织驱动”型及“多因素驱动”型;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高管绿色认知是高水平绿色创新的核心条件,数字化水平、组织冗余与环境规制间存在潜在替补关系。能源企业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基于动态QCA方法的省域实证

文章聚焦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及其多因素联动效应,基于系统理论和组态视角,采用动态QCA方法,在R语言环境下分析2017—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在时间纵轴上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移动端互联网影响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条件,三条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并识别出两条有助于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即多核心驱动型路径和数字交易主导型路径,二者均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中多个要素的协同作用。在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相对有限。在时间维度上,赋能作用受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在空间维度上,各组态的省域覆盖度分布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影响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因素——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研究目的]从时空维度研究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差异背后的多因素联动效应,为信息公开实践提供重要借鉴。[研究方法]将信息公开置于公共物品视域,借鉴供求理论,构建“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使用动态QCA方法,分析2013-2020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探索时间纵轴上供求两端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组态效应。并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与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考究组态省域覆盖度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结论]研究表明:单个因素并不构成高信息公开水平的必要条件,但公众需求的必要性逐年递增,呈现时间效应;存在四条差异路径皆可驱动高信息公开水平,可进一步提炼为“单供给-多需求”模型、供求联动模型、需求驱动模型;在时间维度,2020年四条路径的一致性集体下跌,其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成为另一核心驱动因素;在空间维度,有两条组态的省域覆盖度分布呈现明显地区差异。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数字经济的多维要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QCA的方法对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和组态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单一要素并不构成驱动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但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逐年增加,呈明显的时间效应。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存在“技术-组织规划型”和“技术-产业联动型”两条路径;时间维度上,两条路径的重要性除2017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主要遵循“技术-组织规划型”路径,中西部地区主要遵循“技术-产业联动型”路径,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最后提出持续推进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布局与发展,不断优化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促进数字技术要素与乡村产业的深度互融互嵌。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制度组态视角下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元路径探析——基于动态QCA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时空维度考察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的多因素联动效应,探寻了在渐进式改革中农业绿色发展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实现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多因素协同发挥作用,单个因素无法单独发挥作用来实现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政府支持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支持缺乏和市场化落后是造成部分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核心因素;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存在多元路径和复杂机制,四类组态路径可实现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驱动型、政府主导型、政府-市场双元驱动型和多元协同的城镇化驱动型;农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时间效应,且各省份在实现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并不遵循一致的组态路径;城镇化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农业经营规模需要因地制宜。

什么样的制度产生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一个基于动态QCA方法的研究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何优化制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各地“抢人大战”之后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影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即“积累—配置—创新”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动态的汇总型fsQCA方法使用2001-2017年的省际数据,对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积累制度、配置制度和创新制度均不是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必要条件。(2)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有4种,即配置-创新型制度组态、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创新型制度组态以及均衡型制度组态。(3)即使配置制度和积累制度缺失,创新制度的完善也能拉动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4)在多时段比较分析中,发现多重轨迹演化的现象,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主导轨迹”、配置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缓冲主导轨迹”、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转折轨迹”。区别于静态的组态视角,本文从复杂动态视角出发,既拓展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人力资本经济效应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中国环境治理制度情境,结合组织制度主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2013-2020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案例样本,采用动态QCA方法深入探讨了制度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合路径及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单一制度压力在不同时期均不构成产生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存在三种典型的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制度压力类型,分别是“强制性压力引领型”“模仿-规范性压力协同推动型”和“强制、模仿和规范性压力联动型”。这几种制度压力组合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驱动机制逐渐由强制性压力引领型向强制、模仿和规范性压力联动型转变,多重制度压力的联动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数字经济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动态QCA分析

以黄河流域9省份为研究样本,运用TOE理论框架和动态汇总型fsQCA方法,采用2011~2020年省际数据,探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组织创新、数字组织能力、政府数字政策、区域数字金融6个前因条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技术、数字经济组织、数字经济环境框架下的6个条件均不是区域高/非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识别出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创新型”“组织-环境型”两种组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存在多重轨迹演化现象,政策-创新型是转折轨迹,组织-环境型则属于混合轨迹。据此,黄河流域9省份可结合区域数字资源禀赋,分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策略。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创新效能,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不断涌现,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识别:基于动态QCA的考察

城市经济韧性塑造具有集动态性和多视角互动性于一体的复杂特征,导致基于还原论思维的实证研究在解释城市经济韧性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本文以2014一2018年黄河流域7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在静态QCA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多时段QCA方法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高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不受单一要素的绝对支配,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提高创新能力在产生高城市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从多重并发的组合效应来看,存在4条路径皆可驱动高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经济韧性的本质或核心动力被政府能动性所左右,在少数情况下,城市产业结构特性在遭受外界扰动或冲击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多时段QCA进一步识别出以创新突破型和政府主导型为代表的驱动路径以及以创新锁定型和创新限制型为代表的限制路径,政府的能动行为可以超越城市结构性因素限制,创新能力的两极分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相反。从组态视角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各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韧性研究从单一权变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

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基于动态QCA分析

“双碳”背景下,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基于供求理论和组态视角,构建“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以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QCA方法,探索时间纵轴上供求两端影响因素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并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从空间维度考察组态省域覆盖度的分布差异。结果表明:高财政支持供给是产生高水平区域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产业结构供给虽不是高水平区域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其必要性概略逐年递增,呈现时间效应;存在3条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关键路径,包括多供给单市场需求驱动型、多供给单公众需求驱动型及供求联动驱动型;存在2条导致非高区域绿色创新的路径,即供需要素缺失型和单环境需求驱动型;在时间维度上,多供给单公众需求驱动型有着更好的平稳性;在空间维度上,存在2条组态的省域覆盖度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本研究从时空双维度揭示了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内在机理,为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组态研究——基于NCA和动态QCA的分析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基于“政府—市场—技术”分析框架,利用2011—2019年间101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NCA和动态QCA方法,探讨多重制度逻辑下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结果发现: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单一的必要条件,但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高水平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瓶颈效应;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共有三种制度组态,分别为政府—技术、市场—技术以及政府—市场—技术,且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动态分析表明,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组态存在一定的时空变化规律。从时间上来看,三种组态在时序变化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总体趋势表现为解释力逐步增强。从空间来看,政府—技术制度组态是被最多城市遵循的高质量组态,说明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本研究为探索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QCA研究打开“时间之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地方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策略研究

体育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技术—组织—市场”(TOE)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动态QCA方法分析2016—2021年我国22个省域面板数据,探索时间纵轴上各维度影响因素对我国地方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组态效应。(1)存在4条组态路径皆可驱动地方体育产业结构升级,概括为“政策—技术”驱动模型、“政府—市场”驱动模型和“政府—市场—技术”联动模型;(2)在时间维度下,自2017年起有3条组态路径对地方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能力呈下跌态势;(3)在空间维度下,有一条组态的解释能力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提出地方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策略:提升产业政策实施成效,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发挥政府经济手段,聚焦数字技术赋能;完善产融合作模式,深化数字创新联动发展;提升“资源—要素—政策”协调适配度,强化地区资源配置优势。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组合研究

产业生态化与数字化趋势同步深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范式,需要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基于政策组合理论和动态组态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的构成要素,并以30个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为样本,运用动态QCA方法探索系统高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前因政策组态及演化规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政策组合由“政策战略—政策工具—实施情境”构成,其中政策工具根据系统不同的“转型失灵”划分为9种类型;在系统数字化转型启动、扩张和深入期,政策工具的有效组态皆不唯一,在政策战略指导下形成适用不同省域情境的多样化支持机制;在时间情境维度,核心政策工具既存在3个阶段的主导轨迹,也有某一或两个阶段的转折轨迹,政策工具的互补和替代机制分别呈现混合轨迹和转折轨迹。研究结果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域,丰富了政策组合理论应用情境及实证方法,并为产业数字化实践和政策优化提供了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幸福感知路径与优化逻辑——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组态研究

从公共产品视角出发,基于供求理论,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对2017—2021年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及青海等23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共生成3条能够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及4条导致低水平幸福感的组态。研究发现:身份确权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提升起到基础性作用,且基本不具备可替代性;除身份确权外,单个条件变量不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说明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大都通过组态路径实现;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缺乏良好的人口结构,而拥有良好人口结构的农村地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反思QCA方法的“时间盲区”:为公共管理研究找回“时间”

揭示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的研究方法需要考虑为这一道路带来重要独特性的“时间”维度。然而,当前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往往存在“时间盲区”问题,即缺乏对时间维度的考察,从而忽视了时间对条件组态的影响。本文指出,“时间盲区”根源于传统QCA研究中静态的组态观念,一方面会在理论构建阶段导致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另一方面会在实证检验阶段造成样本时间选取偏差和非稳健组态结论。为了克服“时间盲区”,尤其是应对上述两方面问题,需要以动态QCA方法纠正当前此类研究的误区。基于对QCA方法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引入能够反映国家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的“时间”维度,从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打下基础,应被提上研究议程。

双循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绩效及路径分析

双循环体系仍存在堵点,如何从政策上支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主要战略抉择。本研究基于超效率SBM和Malmquist模型对2012—2020年双循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绩效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并利用动态QCA方法探究提高政策产出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间政策绩效的全国均值距离有效前沿还有一定差距;地区政策绩效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特征,各省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等政策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从动态来看,全国多数地区的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政策作用后劲不足,各省在政策资源的管理效率和改革创新等方面还有待改进。研究建议:应着力推动政策向效率型、持续型和创新型转变;重视需求和分配政策的建设,因地制宜优化政策路径以提高政策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