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全球价值链收缩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之谜——一个基于异质性投资动机的解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相对于危机前大幅萎缩,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回流本土,或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但中国吸引外资仍逆势增长。其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动机,分别是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中国虽然综合成本在上升,但产业配套齐全高效,在吸引成本导向型投资上仍具有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并持续增长,对市场导向型投资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加速重构,中国一方面要致力于降低综合成本,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增加值——基于我国-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本文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两方面建立分析框架,探究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调节机制,并利用2007-2014年欧盟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等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OFDI对出口增加值有正向作用,随着我国与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正向作用逐渐减小;OFDI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出口增加值;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渠道以及我国与东道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提出并验证了东道国与母国的产业结构差异调节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机制框架,实证分析有效处理了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为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经验证据支持,对强化OFDI顶层设计和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母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异质性投资动机O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2005-2007年522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设定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两个指标,采用马氏距离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企业OFDI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母国的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商贸服务类OFDI显著促进了母公司在本国就业的绝对量,但对就业相对量并未有明显促进,技术寻求类OFDI则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的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投资于发达国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母国的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则仅促进了就业相对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对2005-2007年52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匹配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设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指标,刻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吸收机制和知识再创造机制,从多维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但没有促进母国研发产出的增加;异质性投资动机和异质性东道国对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寻求型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而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则有一定抑制作用;投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的研发投入,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促进了母国的研发产出。

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势必引发母国生产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变动,是"促进"还是"抑制"了母国劳动收入份额?针对该问题,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异质性投资动机OFDI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总体而言,母国总公司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就异质性投资动机看,商贸服务类OFDI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资源寻求类OFDI和技术寻求类OFDI则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就异质性东道国(地区)看,投资于发达国家的OFDI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OFDI则对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