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地理亚区繁殖鸟类地理分布格局与时空变化

以中国动物地理亚区统计了1976年郑作新出版的《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和2005年郑光美主编出版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中繁殖鸟类的分布数据,结果显示:在1976年前,中国鸟类丰富度最高的动物地理亚区为西南山地亚区,其次为滇南山地亚区,而以羌塘高原亚区鸟类物种丰富度最低,黄淮平原亚区次差。2005年,鸟类丰富度最高、次高及最低的亚区与1976年相同,次差的亚区为台湾亚区。自1976年至2005年,鸟类物种丰富度在不同亚区出现明显的增加,平均每个亚区分布物种数由1976年的232种增至2005年的281种,而且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其中滇南山地亚区增加种类最多,而羌塘高原亚区和东部草原亚区增加的幅度最大;在海南岛和台湾亚区则变化较小。这些可能是由于物种在不同亚区间存在的可能扩散通道和岛屿型稳定气候及地理隔离限制了物种与其它亚区间的扩散等造成的。这些变化不仅与Leietal.(2007)提出的"地理隔离"假设结论比较一致,与雷富民等(2006)提出的西南山地-横断山区为中国鸟类特有种物种多样性中心和西南山地为物种分化中心等观点一致,而且进一步显示西南山地亚区鸟类物种有向滇南山地亚区扩散的现象,并且依然在持续中。用聚类方法(Jaccard系数)和PAE方法对鸟类亚区分布格局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都支持我国鸟类动物地理区系归属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两界以喜马拉雅山脉和秦岭山脉一带构成两界的分界线。鸟类区系的动物地理分布格局聚类分析结果,在30年前后没有明显差异,和郑作新(1976),张荣祖(1991)以及郑作新等(1997)的动物地理区划结果一致,反映了鸟类区系演化的长期稳定性。此外,依据两种聚类分析和PAE分析结果,认为应当将草原亚区从蒙新区归入东北亚区。

非环境类因子对物种数目协同变化的影响

不同分类类群的物种数目常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相关地协同变化,但哪些相关系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不同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来看,不同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区域和环境条件本身就存在着差异。除以上影响因子外,我们分析了非环境类因子对物种数目协同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分类类群间的物种数量协同变化差异明显,只有起源和生境要求相似的类群间呈显著性相关;不同鸟兽间的协同变化不存在面积效应,但是空间尺度间的相关性差异明显;物种分布型中东洋型物种的协同变化明显,而广布型和古北型不明显;在鸟类居留型中繁殖鸟与兽类的协同变化极为显著,而其他类型则不显著。综上所述,物种数量协同变化的非环境类影响因子中,生态类型和起源对分类类群间的物种数目协同关系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