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资源犯罪认定的逻辑转向:从单层法益观到双层法益观

我国近年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相关刑事法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立改废。当前的动物资源犯罪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陷入了悖论式困境:从严惩治导向下犯罪圈与刑罚圈的扩大导致了泛刑法化困境;宽严相济政策下的若干限缩认定措施又存在着诸多实体与程序疑问。困境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单一偏向。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人本逻辑”的困境,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则具有“物本逻辑”的困境。单层的、平面的法益观难以完成动物资源保护与人类利益保全之间的衡平任务。应当摒弃单层法益观,转向以生态法益为阻挡层法益、人类法益为背后层法益的“阻挡层-背后层”双层法益观。刑法为了保护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双层法益观之下,动物资源犯罪的犯罪认定与刑罚考量都需要采用从阻挡层审查到背后层审查的阶层式判断方法。在定罪阶段,如果行为没有侵害生态法益而保护阻挡层法益,就绝对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如果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了侵害,但定罪处刑不仅无助于保护人类法益甚至与人类法益相冲突,就应具体探寻实质出罪的路径。在量刑阶段,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侵害程度的逐步加深,构成了加重或从重处罚的依据;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补救程度的逐步递增,则构成了从轻处罚的根据。

论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了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入罪标准,同时规定了与“生态价值”相关的出罪条款。在环境犯罪中,由于价值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该入罪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尚需厘清“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所指向的价值诉求。考虑到“生态价值”的本质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而非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自然中心论”,都面临来自生态价值理念的根本质疑。同时,由于评估主体的差异化、评估对象的模糊性以及评估标准的多元化,“生态价值”在评估机制上存在复杂性。将“经济价值”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能够克服生态价值评估机制的不足,但尚不足以评价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仍需考察“生态价值”这一环境犯罪的基本价值取向。

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问题研究——以阿里地区改则县为例

近年来,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追求经济利益仍是该类犯罪的主要诱因,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民事纠纷的联系愈发密切;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增强,特别是幕后指使者往往很难抓获;藏羚羊是盗猎分子的主要目标,针对藏野驴的犯罪行为也呈上升态势;以刑事打击为主要手段的扼制策略很难根除该类犯罪,而预防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开始显现出较为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实证研究及刑法保护体系建构

应当重新认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重新检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在刑事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作为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有效样本,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热点、难点案件,可以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进行精准分析。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刑法适用难题、刑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从而提出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的思路。

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文章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入手,介绍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 罪的立法沿革,重新界定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客体,并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法益考量与重构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双层法益,即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野生动物管理秩序是阻挡层法益,人类中心法益论、生态中心法益论以及二元折中法益论都是在西方“主客二元”思维范式下二元利益法益观的框架内对阻挡层法益作循环解释,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人类利益与该类犯罪核心法益抵牾时利益衡量失灵之情况频发。因此,提倡与发展基于中华传统生态环境法文化基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下形成的一体关系法益观,在此基础上结合双层法益结构塑造双层秩序法益论,主张背后层法益是生态秩序即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关系,能克服既有学说在解释论上的缺陷,指导规范适用,规避利益衡量失灵。

德宏州边境地区涉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规律的调查与对策研究

德宏州境内1988年2月～2008年8月共查获涉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179起，导致犯罪的原因包括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因素、经济利润因素和当地群众对野生动物法律地位淡薄因素等．目前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正向高利润、集团化、网络化发展，且具有隐蔽性、反侦查的梯队“接力”等规律特点．提出了加强培训，增强森警战斗力；多警种联合作战，强化作战能力；争取境外警方的协作等对策．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特征与模型构建——基于641份判决书的实证考察

健全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离不开对司法运行规律的精准把握,为此,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归纳了可能影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的各种因素,并基于2019年至2020年641份判决书,借助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考察了这些因素与自由刑刑期、罚金数额和缓刑适用之间以及自由刑与财产刑裁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由刑量刑起点偏低,并且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规范性存在差异;罚金数额与涉案动物数量呈正相关,与被告人自首、坦白、赔偿损失成负相关,同时涉案动物数量、自首与坦白三个情节均通过影响财产刑数额进而对自由刑刑期产生间接效应;缓刑适用则受到罪名、政策和程序因素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的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极具中国特色,自试点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分析该制度适用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现实意义。目前该制度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适用中还存在量刑标准未统一,审理方式有差异,值班律师法律地位模糊的问题,需要在实体上统一量刑情节、确定从宽幅度、明确值班律师赋权,在程序上理顺部门工作衔接,完善诉讼内部机制、合理适用社区矫正。

鞍山市开展打击整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为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司关于查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件的函》文件精神,巩固鞍山市非法捕杀、交易野生动物违法行为打击成果,进—步强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切实保护全市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自2020年9月12日至10月31日,鞍山市自然资源局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整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全链条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自4月9日起施行。根据《解释》中的精神,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将不再唯数量论。此外,《解释》还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罪名适用探讨——以野生中华蟾蜍的非法交易为例

办案中发现,目前部分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犯罪网络。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确立后,为斩断利益链条,应对非法猎捕、运输、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并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用途、行为对动物资源的危害程度、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等方面适用恰当的罪名。尤其对分散收购者,不能对其上游作机械地理解,应结合交易中食用和药用的双重价值进行全面评价。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重大野生动物资源安全行为侵犯的法益可以包含公共安全。纯粹人工驯养或培育的动物不属于野生动物。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整只野生动物以及直接从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手中获取的野生动物的组织或器官,应认定为野生动物。本类犯罪与相关犯罪发生竞合时,一般应按照"从一重处"原则进行处理。本类犯罪的量刑标准除采用数量标准外,还应采用量比标准作为补充。在计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时,应当将单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拥有的组织或者器官作为动物整体看待。

中俄两国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之比较

中俄两国刑法均有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规定,但各具特色。对两国有关这方面的犯罪进行比较,有利于两国刑事法制取长补短,互以借鉴。从这一思想出发,本文对中俄两国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规定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为法定犯。但由于行政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动物保护等级、保护对象、升档标准等方面,导致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众多困难。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动物犯罪案件司法鉴定、主观明知、违法性认识、证明标准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实证分析——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办案实践为例

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聚焦滥食野生动物突出问题,将其提高到公共卫生安全的高度予以考量。在此背景下,笔者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以下简称“临安区院”)2017年以来办理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为例,深人分析相关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治乱象绝不收兵

为迎接新中国70周年华诞,公安部党委向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发出动员令——从今年3月起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条款,对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是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仍不完善,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行为亟需刑法规制、刑罚规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滥食野生动物的相关罪名有待补充等问题。为建立健全体系完备、系统协调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进一步维护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现阶段需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适度扩大化、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相关罪名明确化、破坏野生动物犯罪刑罚体系规范化、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入刑化等方面加以完善。

美丽中国视域下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本是大自然对人类最美丽的馈赠,面对日益严峻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形势,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将生态保护摆在了突出位置,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愈发重要。面对立法的滞后及不完善,我国应积极应对。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特性,改善刑罚设置体系;扩大刑法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丰富刑罚措施种类,增设资格刑,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