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荡变革期国家大战略的缔造问题

在动荡变革期,国际权势在国家之间、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均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其催生的普遍焦虑情绪使当今时代称得上是一个“战略焦虑时代”。同时,美西方基本国际态度的嬗变和以民粹主义为表征的自利化战略倾向,直接冲击着国家间关系。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发生了由陆向海的历史性转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洋国家对华联合阵线的形成。上述战略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必须高度重视国内发展,这是其赖以成功的基础,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外部战略环境的优化问题,并切实增强战略思辨性,客观理性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掌握好力量运用的艺术。因此,在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缔造过程中,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都予以足够重视,并将其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从而确保其内在的动态平衡。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新时代的中国

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影响进一步深化。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回潮,霸权国家对抗性倾向加强;全球化遭遇挫折,世界经济发展趋缓;国际秩序风雨飘摇,面临解构与重塑;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多元;大国战争的阴影再现。党的二十大绘就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个处于崛起历史方位、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将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世界变革的建设性力量,正为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提供稳定性、正能量和大机遇。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过去二十年,中国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大有作为的时期”、“内涵和条件变化”、“风险点增多”,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以多个经济体在过去60年的经济增速为指标,考察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这两者的关系是复杂和非线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目标需要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好坏也与本国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国际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战争和冲突常常有利于发展,主要是源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有很大机会塑造国际环境。中国应从国际战略高度认识较高速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提升战略能力,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思考与启示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对国际局势的又一重大判断。"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一判断,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给予了充分的估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之间的关系,并对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迎接新风险、新挑战。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当今世界显现出“动荡”与“变革”双重迹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世界时局的重大判断。当前,世界正进入国际秩序重组酝酿期、大国博弈重要关口期、经济风险喷发积聚期、社会民粹思潮高涨期、气候变化应对交锋期、科技革命创新突破期,我们要做好面对剧烈动荡和迎接重大变革的准备,在协调平衡中积极进取,在变革图强中稳健前行。

动荡变革期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联合国回归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叠加,公共卫生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交织,国际社会面临全方位冲击。在动荡变革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逆全球化的回潮,国际社会呼唤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然而,联合国回归却面临体系性失衡、主体间矛盾、机构内困境等挑战。为此,联合国回归的目标框定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促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发展;中观层面上,缓和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微观层面上,推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改革。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机制对接、规范融入、议题设置等维度加强协调,实现原有机制与新兴机制相统一、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相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相统一,从而更好地推动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与应对战略

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为超级不确定性、剧烈冲突性、斗争形式和手段的复杂性等。作为世界动荡变革的基本动力,新科技革命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并可能催生新一轮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具有双重内涵,即包含智能革命和零碳革命两大内容。在智能相关技术领域中,中美同处第一梯队,但美国的优势更为明显。就整个零碳技术而言,中国在用能、储能和能源互联网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基础是科技变革,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国的地位,一定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面临的三类主要风险包括军事冲突风险、“科技冷战”风险和价值观科技联盟风险。中国在世界动荡变革期需要发挥如下三种角色的作用:原始创新驱动者、内生体系改革者和全球发展引领者。为此,中国需要以内生动力争取新科技革命主导权,以内在定力化解三类主要风险,并以内化驱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化。

动荡变革期的风险世界:形成根源·表现形式·中国应对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动荡变革期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加,推动我们进入风险世界。动荡变革期的风险世界具有全局性,探寻其形成根源需从实践、制度、文明和现实等多维度进行全景式考察。动荡变革期的风险,集中表现为科技风险、生态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形成风险综合体。中国共产党人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对内坚持独立自主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国际实力的对比日趋均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构建各层次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步伐、“一带一路”倡议逐渐走深走实等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备新的基础。与此同时,世界公共卫生的新特点、大国政治博弈的新样态、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人类文明冲突的新表现也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出新的挑战。对此,我们要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依托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安全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发展共同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文共同体。

动荡变革期中国延续相对战略机遇的路径选择

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是战略机遇内涵和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呈现更加复杂严峻的变化,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冲击国际体系稳定性,周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呈现新风险,部分西方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参与对华制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这对战略机遇的内涵产生了深刻影响:由绝对战略机遇走向相对战略机遇,战略机遇更具竞争性和相对性,挑战呈现复杂性和应对性。同时,也对战略机遇的条件变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战略机遇的国际体系条件从传统的单极多元体系向多极体系转换;战略机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外部条件从起伏波动向复杂严峻状态转变;战略机遇的主观条件从“顺势而为”向“谋势而上”转变。中国应当更新战略机遇的思想认知,增强识别机遇与风险及其相互转换的判断能力,在变化的世界以高超的外交思想和艺术提升中国塑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努力化危为机,寻求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迷茫世界的引航灯塔与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与安全问题仍然突出,两场局部战争影响深远,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明显活跃。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竞争态势下“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使“脱钩断链”出现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导致经济碎片化。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助推地缘格局版图重组。人类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方向性的引领和选择。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自身持续发展为世界进步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中国全球战略传播中“哑嗓子”问题及其对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置身于大变局的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但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哑嗓子”问题。新时代我国的全球战略传播应聚焦解决“哑嗓子”问题,着眼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大视野,坚持守正创新的指导方针,从战略上明确积极争取中间地带对我国支持的重点,立足打赢舆论斗争的持久战,把握不同时期国际舆论斗争的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明确总体目标和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创新工作方法、完善体制机制,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和舆论保障。

新兴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变革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科技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深度变革与调整。在外交管理领域,外交外事工作进一步人性化、多样化,外交决策执行进一步科学化、高效化,技术层面的涉外安全风险进一步网络化、智能化。在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上,新兴数字科技为数字企业、个人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它们有能力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形成更强的冲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数字科技领域的博弈也更加复杂化。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之时,围绕新兴数字科技这一媒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与其民主的虚伪性进一步暴露,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核心意识形态民主价值观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化,世界走向阵营对抗与分裂的危险明显提升;南方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表现得格外突出,充分彰显了自身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中的力量。

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新趋势及其应对

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动荡变革期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效应”。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摒弃冷战思维,以开放、包容和合作的精神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百年变局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的走向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持久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智能性、融合性与颠覆性三大特征。作为百年变局中最具活力的因素,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也助推着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美国经济总量即将被超越的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刺激资本与劳动,刺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脱钩,放大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泡沫,也加剧了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风险。在世界地缘战略形势紧张的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改变着常规战争、核战争与反恐战争的面貌,使网络攻防战决定现代战争的成败、人机结合成为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社会发生战争与冲突的风险。在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濒临危机的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推动国家治理与外交形式的创新,使个体、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也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衡、分裂与混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