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中西文明之动静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明遭遇空前危机,从谭嗣同、章太炎、粱启超到陈独秀、杜亚泉、李大钊等纷纷研讨中西文明之异同,总结出中西文明之动静说。他们还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哲学观念出发,提出矛盾论、调和论和第三种文明论,试图解决中国文明遭遇的危机。

“要素说”与“动静说”之比较

"要素说"已广为人们所熟知,"动静说"则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要素说和动静说都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上的丰碑,通过对两者的提出人的学科背景分析、两种理论的历史来源、受近代社会的影响和受美国哲学家杜威等影响的比较,对比了两者的主要共同点和不同点。

再论“动静说”

第一节"‘动静说’的哲学渊源"和第二节的"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中的"动静说"》一文的补充,也是作为本文的衔接。"动静说"由李小缘先生于1926年提出,是一个建立在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学说,他在1927年的《图书馆学》一书中,又完善了"动静说",并构建出了以此学说为基础的图书馆理论体系。这一学说也是群体的成果,是李小缘先生在总结归纳同时代业界人士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新而出的。这一学说在当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中的“动静说”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中的"动静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来源和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来源。它以图书馆特征和功能出发,依据中西文化思想的区别,以达到互相取长补短、创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文化之目的。因此,深入研究"动静说",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王清任的脾之动静说

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认为古人在论述脾的功能时动静前后矛盾,进而质疑自《内经》以来的脾宜动的学术观点,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得出王清任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认为王清任把脾的生理和病理弄混了,把动与静对立起来了,实际上前人所说的不宜动是指由于针刺误伤肌肉,进而伤脾,使得脾脏运化、升清作用失常,而出现的腹胀、心烦等症。恰恰是由于脾不动所造成的,也即是脾功能紊乱所致。而脾宜动是脾的生理现象,只有脾动,才能运化水谷,化生精、气、津液,运化水液,使气血生化有源,也只有脾动,才能完成脾主升清及统血的功能,使得七窍得养、卫外功能正常,能抗御外邪,使得血液运行于经脉之中。

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兼评杜、陈文化论争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东西文化对比上 ,他提出文化“动静说”;在新文化建设方面 ,他主张新旧调和 ,用中国固有文明统整西方物质文明 ,有合理的一面 ,也有保守的一面。杜陈文化论争 ,拉开了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序幕 ,这次论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

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审查重点与判断顺序以及正确量刑均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标准应当综合身体动静、规范评价、法益状态等标准,采取"两步走"从形式到实质、外在到内在的分层次递进式思考进路。第一步运用身体动静说作为判断标准,当第一步的判断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时,就需要第二步运用规范评价说的标准。规范评价说中规范"基点"的选择可谓是重中之重,规范"基点"的确定应当考虑义务和法益两个要素,即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其所履行的义务,侵害和威胁法益的行为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行为人的义务是确定规范"基点"的前提所在,可分为监督义务、阻止义务和保护义务。当作为与不作为发生竞合时,行为人主动设定因果流程,使法益状态恶化时,规范的基点就在于"禁止规范",行为人的不应为而为就可能构成作为犯;行为人放任已经存在的因果流程,没有使法益状态好转时,规范的基点就在于"命令规范",行为人的应为而不为构成不作为犯。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创建出了诸如"体用说"、"要素说"、"动静说"等,文中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图书馆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在对当今图书馆界,创新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图书馆学理论给出历史的启示。

浅谈音乐艺术类院校图书馆的“静”与“动”

从工作实践出发,利用动静理论知识指导创新音乐艺术类院校图书馆服务工作,并论证其可行性。

旅行美学——日式设计的简素与日常

要询问很多很多人才能了解一个国度;要追根溯源才不局限于走马观花。日本,这个简素到极致,又带着超复杂符号系统的国度,以四季为审美准则,在春日盛开的樱花树下对饮畅谈;在夏夜绚烂的花火大会上席地而坐;他们敬畏自然,食材原产地和应季是日本料理强调的观念;他们坚守信仰,会把屋顶的动静说成是家神在跑,会给茶碗茶杓取好听的名字甚至失手打碎了要作揖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