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北灾害中的书画助赈

晚清以来,书画家借助新闻报刊和商业市场确立了与灾害的关系,书画助赈成为救灾的重要手段。晚清西北地区发生的两次特大灾害,先后得到域外社会各界的有力救助。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书画家以绘画作品介绍灾情,以出售作品筹募赈资,尽力帮助西北灾民摆脱生存困境,进而挽救西北局势,表现出他们的社会担当。与此同时,书画家们借助救灾时机,也逐渐实现了自身向近代化的转型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文化的活跃。研究特定时空中书画助赈现象,对艺术史和灾害史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助赈书画社团——近代书画社团的滥觞

清末1灾害频仍,丁戊奇荒后各地义赈活动蓬勃发展,书画界同人受其感召,亦纷纷参与其中,组建助赈书画社团以集体之力助赈。在此过程中,近代书画社团的因素潜滋暗长,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书画社团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

1912—1937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兵祸不断,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天津各界群策群力发起形式多样的义演活动,踊跃助赈,蔚然成风。作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艺员、观众等齐心协力,共襄义举,在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中达成筹募资金赈济灾民的目的。虽然单场义演的筹款金额尚属杯水车薪,但多场义演的联动,集腋成裘,亦可救难民于水火。而且赈灾义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所凝聚的人心力量,传递的社会慈善救济意识则会产生深远影响。

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

慈善义演是一种社会公益行为,在中国是最初兴起于上海地区的近代演戏助赈。上海梨园界旧的演出传统中已经蕴含着演戏筹赈的因素,国人从西人的演剧筹款中触发了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义演的灵感。除了赈灾,近代中国的慈善义演还被赋予了提振中国精神和国民意识的意义。作为新兴媒体,《申报》的呼吁和报道对演戏筹赈在上海的诞生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上海的演戏筹赈从最开始的报人呼吁到戏园、艺人的单个实践,再到"助赈专场"的出现,呈现出一种实践化、规模化的特征。

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仙道救急及其民俗观念

明清时代鼓励民间自救和侠绅助赈。文学文本的记载表明,侠绅赈灾民俗记忆与传统美政理想关系密切,可成为官府的有力补充,讲究救灾捐助而又不伤及受灾主体自尊。赈灾需要孳生了神仙异人的民俗想象,而豪侠义士期盼也是对侵赈冒赈等恶劣现象不满的文学表现,实现获得救助的民俗心理显现。侠客与清官联盟的最大成效,莫过于帮助清官惩贪济民。仙道救急书写的对象化意义不容忽视,既是被灾者主体意识的迸发,也是单一生产生活模式的折射。御灾文学一再重申仙道救急中"法术"与神技的功能,也是大众期盼新生活的心理投射。

吕宋票-助赈彩票:晚清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试析中国近代彩票的萌芽

最早在中国销售的彩票是菲律宾创设的吕宋票。近代国人对吕宋票由置疑至趋之若骛,其间伴随着对吕宋票或禁或弛的主张。最终,吕宋票因其"以济民需"的为善之举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主张而为国人效仿。近代义赈团体为着"变资助赈"之需而兴设的助赈彩票预示着中国近代彩票完成了由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

《申报》与晚清书画助赈的初兴

《申报》在书画家群体以己之力贡献社会的初期,以新型传媒的姿态,多角度、多方位地影响与支持着晚清书画助赈事业的早期发展。《申报》通过灾情报道、救灾动员,在让民众了解灾情的同时,唤起其救灾意识;助赈新闻的刊登进一步促进了书画助赈这种新型赈灾方式的传播,起到了积极宣传的作用。同时,书画助赈同仁也非常注重对报纸这种文化中介的利用,通过在《申报》上发布助赈启文、公布润例广告、公开收支清单等方式,推动了书画助赈活动成为公开、透明的阳光事业。另外,报纸登载的相关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报馆告白等,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的作用,有利于助赈机制的有序化、合理化发展。《申报》对书画助赈的支持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纸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促进了国内助赈风气的形成;助推了慈善活动的透明化、公开化;实现了新式传媒与新型救灾方式的二元重构。与此同时,助赈事业的发展以及报纸媒体的介入推动书画家纷纷定润,社会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增强;刊登润例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一环;助赈的需求,间接推动了书画界的近代转型。

近代上海票友义演助赈活动——以《申报》相关刊载为中心的考察

票友是近代上海戏剧界异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义演是票友参与社会演出的特殊形式,肩负着赈济灾荒的社会公益属性。由于义演的规模一般较大,参与人数众多,受经费限制,广泛邀请票友助阵成为当时减省开支的最佳选择。于票友而言,参与义演不仅能够突破个人自娱的局限,还可展现其社会责任心,进而提升演出者的名声。通过义演活动,票友在社会认可和个体心理两方面均完成了由“自娱”向“娱人”的过渡转化。《申报》等大众媒体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使得公众对名票的追逐热情不断高涨,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戏剧市场的发展。

艺术助赈与两次“京师书画展览会”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下,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尽己所能地贡献力量,团结抗疫。艺术家们为多场线上慈善拍卖会捐赠作品,善款所得以作赈资。回溯我国历史,"艺术助赈"这一形式是何时产生的?为何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其对社会和艺术市场有何影响?本文将以1917年和1920年分别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两次"京师书画展览会"为例,具体分析其起因、经过和影响,作为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应。

清代民间助赈方式变迁研究

清代民间助赈事业空前兴盛,在政府主导赈灾的清代中前期,富绅偏好选择捐输的助赈方式委托政府赈灾;而在清代中后期,民间力量成为赈灾的主力,富绅则偏好选择各种形式的民间赈济活动直接对灾民进行赈济。赈济效率是决定富绅助赈方式选择变迁的直接因素,政府治理能力则是根本因素,这说明,在灾害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开演看世界:1885年两粤水灾与影戏助赈

1885年11月—1886年1月,颜永京与吴虹玉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举办了十数场别开生面的西洋影戏,用以助赈两粤水灾,这是继丁戊奇荒时期“演戏助赈”后又一次值得关注的慈善义演活动。在晚清社会,有识之士不断尝试以各种方式探索和了解世界,而此次影戏的新奇之处在于,颜永京以劝赈之名,根据自身游历世界的经历放映了带有世界各国风土人情图画的幻灯片,由此更为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出世界风貌,引起了沪上民众的关注。影戏助赈不仅为两粤水灾筹得善款,更成为时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晚清女性助赈书画润例研究

晚清自然灾害频仍,艺术家以书画助赈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其中也罕见地出现了一批擅长书画的女性作者。通过《申报》《时报》《游戏报》等新兴大众传媒公布的女性助赈书画润例,不仅是近代女性书画家慈善救助的忠实记录,也是其迈出深闺真实心声的自然流露。书画助赈既是近代女性书画家的一种公益活动,又是其商业意识的重要启蒙。因此,晚清女性书画助赈是推动近代女性艺术发展和近代女性解放的重要媒介之一。

加征与助赈: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的附加赈捐博弈

1920—1922年间,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加征展期问题,进行了两轮、长达一年多的博弈,最终以政府当局取消上海一埠加征,改由商界捐募等额赈款而结束。上海商界反对附加赈捐,并不是不愿助赈,在附加赈捐令颁布前,商界助赈非常踊跃。商界之所以反对加征,主要是担心政府失信,加征一年变常征、加征一成变数成。这场博弈的结果是本该随货税附征的赈款,改由商界认募,从表面上看这对于灾赈似乎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既影响了赈灾公债的发行,又影响了上海商界的助赈热情,给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赈带来消极影响。

清末书画助赈与书画市场的近代转型——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兴起于清末①并持续20多年的海上书画助赈促使书画家普遍订润,推动书画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商品观念的普及,改变传统的书画购求模式,带动笺扇庄的发展壮大,加剧书画创作的消费化倾向,扩大书画消费群体,迎来书画消费市民化。从书画创作到书画交易再到书画消费,书画市场的三个完整环节都在这场洗礼中得到蜕变和升华,书画市场近代转型也得以全方位推进。

书画助赈光绪三十二年江皖水灾——以上海、天津为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安徽等地发生水灾,灾情严重。社会各界纷纷开展义贩活动,上海、天津书画界分别成立徐园书画助赈会和小小书画慈善会以义卖、义展书画的方式为救济灾民筹集资金。两者在继承先前书画助赈活动形式的基础上,在组织规模、集资方式、技术.手段方面都有所创新,推动书画助赈由初兴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徐园书画助贩会的成立成为上海书画助赈事业成熟的关键节点之一。而上海与天津不同的城市文化与助赈传统也导致两地书画助赈的空间差异性。

从书画助赈看晚清上海城市文化

开埠以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以其崭新的城市风貌吸引艺界名流寓居,形成近代中国重要画派之一———海上画派。他们以义卖、义展的方式为慈善集资,投身社会事务。依托上海发达的城市公共空间,书画助赈得以顺利开展及传播,报刊、社会组织、公园等公共空间为其提供传播媒介、组织保障、活动场所,特别是义赈组织在书画助赈的公信力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作为书画助赈的主体,海上画派展现着商业竞争、开放包容、趋时创新的特性,推动书画作品的大众化、商品化。

演戏助赈:晚清时期慈善演艺活动的萌生

慈善演艺是一种慈善与演艺相互结合的社会活动。晚清时期"丁戊奇荒"的发生为慈善演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时空背景。上海地区演戏助赈之善举,成为近代中国慈善演艺起步阶段的基本场景。中国慈善演艺的发生受到了西方的刺激,呈现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同时,《申报》作为现代性传媒的影响与促动作用明显,其不断的呼吁和跟踪报道,有利于慈善演艺活动开始在戏馆中诞生。而在演艺领域内,时人提出的"抽戏资助赈"方法,也增加了慈善演艺的内涵。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道德与经济博弈下的晚清彩票——以“江南义赈票”为中心的探讨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借助"助赈"这一资源而产生。中国近代彩票的发行受到时局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时社会上对彩票弛与禁态度的交织,更是清末社会道德价值观与经济效用博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