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城市的接收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政策和官员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使民间业主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各类财产纠纷不断。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等三个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围绕战后劫余纱布应否返回民间业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乃至司法诉讼,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的社会公案。这次民间组织与政府当局的公开较量,政府当局虽机巧地施展"选择性用法"的手腕,蛮横地压制了三公会的合理要求,但也极大地暴露了其损人利己、与民夺利的真面目,使民间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当局产生了深深的离心倾向。

马吉符及其《藏牍劫余》

文章对马吉符这位清末民初的回族爱国人士为保卫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完整做出的贡献及其《藏牍劫余》的内容与价值进行了介绍。马吉符于1902年入藏,历经拉里、靖西、后藏同知,亚东、江孜关监督,在藏十余年不仅积极建设西藏,而且与英侵略者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外交斗争,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马吉符所撰《藏牍劫余》系政府公牍汇编,全书分4卷,12个公牍,7万余言,详细地记录了马吉符与英侵略者的外交斗争及根据实地调查提出的治藏之方等诸多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近代西藏的反侵略史、清朝驻藏官员的治藏措施和爱国情怀、当时的西藏刑法以及测绘科技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体张扬与权力自限:论吴趼人小说的“叙事干预”

叙述者的主体性以'叙事干预'的方式投射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可以对小说中的伦理、主题和人物进行评论,也可以对叙事本身进行评论。以'叙事干预'分析吴趼人的代表文本《劫余灰》,研究指出,该小说的文本特征主要有二:一是主体意识的自我张扬,二是叙事权力的自我限制。小说文本的悖论特征有助于分析吴趼人作为新小说家在叙事主题和伦理观念上的保守立场,挖掘吴趼人小说文本在古典到现代嬗变期呈现出来的叙事模式和变化规律,进一步阐释清末民初小说的叙事艺术特点。

吴趼人及其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 吴趼人(1866——1910),原名吴宝霞,一名吴沃尧,字小允,号茧人,后改为趼人,笔名有十余个。他原籍是广东海南,从小生长在佛山镇,因以“我佛山人”自号。曾祖父吴荣光点中翰林,曾出任湖南,是一个精通金石掌故的收藏家。

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

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仲尼立论轻农圃，儒者由来爱作官。可是丈人勤四体，未教二子废铅丹。

吴趼人写过哪些长篇小说

吴趼人所作的长篇小说(包括《胡宝玉》)共有十四种。今后凡论及吴趼人的长篇小说,都当以他《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中所列出的十种,加上未刊完的四种为准。余者皆为赝品或冒名之作。

王希廉家世生平补考

本文根据《太原家谱(洞庭王氏家谱)》及《乡志类稿》,对王希廉的家世生平,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另发现王希廉所撰《余澹如女史生传》。又据齐学裘《劫余诗选》,知王希廉晚年寓上海,与齐学裘交游唱和。

庚子时期李秉衡史实四考

庚子时期李秉衡的行迹与评价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对于李秉衡的评价多使用目前留存的档案、奏议等文献,本文主要依据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两部由李秉衡勤王随行幕僚撰写的集子《庚子劫余草》与《海城李公勤王纪略》,并辅以时人相关作品,详细的辨析与李秉衡有关的诸如他如何殉难、如何看待他的殉难、是否延迟入京、入京途中做了什么、是否构陷袁许以及与联军的战斗情形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于李秉衡的评价。希望通过本文的剖析,可以更立体、生动地了解庚子时期的李秉衡,对相关问题的厘清有所助益。

《月月小说》与《小说林》

《月月小说》1906年10月由上海群乐书局创刊的时候,《新小说》和《绣像小说》都分别在该年的上半年停刊了。因此,它和次年创刊的《小说林》代表着晚清后期小说思潮。该刊封面无画,非常朴素,魏碑体的刊名的下方和上方,分别以英文标示发行所的地址和刊名"The All—Story Monthly"。这种中英合璧的刊名暗示着,它是一份富有探索性的刊物,它引导着晚清小说思潮和文体趋向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蜕变。

著作的标题与学者的用心——记陈垣著作命题种种

文章的标题是全篇著作内容的集中反映,它应当反映出本文的中心主题。恰当的题目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时在标题上可反映出作者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因此许多学者很注意自己写作的标题。

一九八七年八月访日杂诗

应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之邀八月一日偕天台山五台山僧人飞往日本空中作暂抛热恼人间世,任运天空海阔思。领略夕阳无限好,飞云五色幻奇姿。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新小说》主编为梁启超。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次年改在上海出版,1906年元月停刊,共出二十四期。

鲁迅、胡适评吴趼人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生前发表文章常被误解为茧仁,竟成一枚蚕蛹,此君深感不雅,遂改＂茧＂为＂趼＂,一字之易,也能看到他性格不肯依随的一面。然而这位自号趼人的晚清作家（他死后的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在上海滩上,却是最能把握读者胃口,并努力投其所好的文人,不但声名渐著于沪上，其稿酬收入也大大超过他在机器局当绘图员助手的薪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