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达雷尔《恋人们的吹笛手》中“回家”主题的政治伦理批评

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殖民政治和社会文化为背景,劳伦斯·达雷尔在其自传体小说《恋人们的吹笛手》中揭示了"帝国之子"沃尔什有"家"难回的经济、种族与文化原因。与从被殖民"他者"的视角出发对殖民政治的伦理批判不同,达雷尔从对英国底层殖民者后代沃尔什的英国"家园"情节与文化焦虑的描写入手,实现了对帝国辉煌之主流话语的政治伦理批判。

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

英国现当代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以其代表作《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文化异质感、政治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而备受西方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中人与场所、场所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探讨为达雷尔小说中场所与伦理之间关系的释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批评范式。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达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城不是一种简单、无机的物理存在,它集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等多重元素于一身,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获得了生命力。达雷尔通过对亚历山大被人化了的场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描述,揭示了城市伦理环境对人物伦理价值取向的影响。后殖民语境下的亚历山大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伦理环境,达雷尔不仅对加在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上的伦理标签进行了的虚、实解读,还揭示出亚历山大城"伦理真空"和"贱民的发言"地的双重伦理环境特征。

劳伦斯·达雷尔的多重身份与艺术伦理选择

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混杂身份中的"殖民情结"和"殖民态度"由当时的文化、经济和鲜为人知的政治原因所决定。在自我流放的过程中,凭借对印度佛教的感悟,达雷尔完成了现实世界与虚拟文学世界的有机融合,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了作为"西方佛教徒"的自我救赎。

从《苦柠檬》看劳伦斯·达雷尔的“恋岛癖”与政治旅居创作

现当代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对塞浦路斯的"恋岛癖"是心理、经济和政治等三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同于"旅行叙事是谎言"的观点,本文认为达雷尔在游记《苦柠檬》中以塞浦路斯旅居经历为蓝本,分别从塞浦路斯岛民和英国殖民者两种身份出发,客观、真实地再现了1953至1956年间塞浦路斯的民情与政治局势。在谴责"意诺希斯"运动的同时,达雷尔揭露了英国塞浦路斯殖民政治的失败。《苦柠檬》中"大英帝国中心论"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帝国神话的消失,还意味着达雷尔将塞浦路斯视为"亚特兰蒂斯"的个人神话梦想的破灭。

伦理规约下的艺术选择与政治思辨:评《劳伦斯·达雷尔研究》

徐彬教授的专著《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在对达雷尔生平与作品的研究中建立起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式。该范式提供以艺术伦理与政治伦理为经纬的观察视角,揭示达雷尔作品背后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动机,以及环境对其伦理身份的影响。此外,该专著对劳伦斯·达雷尔的旅居创作做了系统梳理,深刻阐释了这些作品背后的政治内涵。

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论达雷尔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

通过《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劳伦斯·达雷尔实现了对后现代消费文化在虚拟小说世界中的构拟与批判。小说中梅林公司建立的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帝国是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微缩景观。通过对发明者、公司、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复杂伦理关系的描述,达雷尔为读者提出了一系列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伦理真空和伦理危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达雷尔意在指出:消费者个人层面上理性意志的觉醒和有德、有志且处于权力阶层的"有机知识分子们"果敢、正确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才是遏制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人们的"兽性因子",回归"人性因子"的有效途径。

“困在打气筒里的猫”——达雷尔《芒特奥利夫》中的亚历山大后殖民寓言

达雷尔在小说《芒特奥利夫》中借物喻人,用“困在打气筒里的猫”比喻英国、埃及精英在埃及亚历山大城里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猫”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以芒特奥利夫为代表的英国驻埃及的殖民主义“精英”,还可以用来形容埃及本土的有识之士.他们共存于一个集合了各色“打气筒”的亚历山大城.“困在打气筒里的猫”已成为昭示亚历山大城英、埃精英生存状况的后殖民寓言.透过寓言,达雷尔告诉读者:“猫”虽充满活力,但如果长时间被关在“打气筒”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达雷尔遗作《朱迪思》中的英国托管政治与犹太人的“家园神话”

劳伦斯·达雷尔的遗作《朱迪思》刚一出版即被指责有偏袒以色列的政治宣传的嫌疑。从史实考据入手,本文指出达雷尔在该小说中对犹太人以色列建国之战的颂扬确有一定合理性。首先,犹太人以色列建国之战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国托管政治的"保护伞"失效情况下的一种自卫方式;其次,以哈钦森教授冲突(或曰战争)建国论和神话建国论的思想为依据,犹太人以色列建国之战圆满实现了犹太人的"家园神话"。

论《亚历山大四重奏》中殖民伦理的后殖民重写

《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劳伦斯·达雷尔以后殖民重写的方式,阐释了殖民伦理与特定英国文学作品间的共生模式,在解构殖民伦理合法性的同时,彻底颠覆了殖民者心目中约定俗成的"原始的、未开化的"被殖民者形象。小说中以重写形式出现的英国文学作品既是固化殖民者伦理身份的"神圣幽灵",又是对被殖民他者施加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达雷尔不仅揭示了隐含于部分英国文学文本中的殖民伦理的荒谬本质,还通过对埃及"贱民"纳洛兹宗教领袖形象的崇高化描写赞颂了被殖民"他者"的反抗力量。

“骆驼”与“沙漠”--《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埃及科普特民族复兴之政治隐喻

达雷尔在小说中以物喻人,借"骆驼"比喻科普特民族复兴者纳洛兹,他生存在远离欧洲殖民地亚历山大城之外的沙漠;而达雷尔笔下的沙漠也具有后殖民语境下的政治隐喻功效。本文通过解析纳洛兹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揭示"骆驼"不仅顽强斗争还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展现了被误读了的科普特精英振兴民族的伟大情怀。荒凉沙漠到生机盎然绿洲的转变与科普特民族从衰败到复兴的愿望不谋而合,达雷尔对荒漠中的"骆驼"精心刻画,揭示了科普特民族复兴的光明所在。

《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多维城市景观

英国现当代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的代表作《亚历山大四重奏》一经出版,便以其四部曲小说中前三部从不同视角讲述同一故事的写作特点备受西方评论界关注。达雷尔在采访中表示这部作品是一部探讨现代爱情的小说,然而多数批评家认为,它虽主题关乎爱情,但城市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达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是过去与现在交融的历史之城,是感官体验与政治阴谋交错的欲望之城,更是多元文化与神秘元素共存的异托邦之城。达雷尔将相对论的观点渗透进复写本式的多层结构中,通过时空-回忆的统一体的结构探寻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的边界。达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是其城市情结和对现代社会思考的产物,既代表其城市景观的终极理想,也反映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

达雷尔《黑书》中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

现当代著名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的早期小说《黑书》中小说家的自我及小说主人公的自我分别与不同形式的他者相互作用，使小说成为一部充满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的乐章。本文凭借精神分析和叙事学理论，阐释了小说自我与他者之间抵抗、共生和融合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