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上的劳动者人格保护—以劳动者健康隐私为中心

劳动者人格保护是现代劳动法上的重要内容。从以恢复劳动者之对等人格的集体劳动法律发展伊始,劳动者如何获得法律上"人"之对待,是促使劳动法发展演进的动力来源之一。我国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人格研究甚少,基本停滞于"劳动者尊严"的保护原则宣誓上,其中,劳动者的健康隐私,在近年社会运动过程中获得了反歧视法上的保护。然而,无论是何种劳动者隐私,均属于劳动者人格权的范围,应当从劳动者人格权保护上予以正视。以日本劳动者人格保护中的健康隐私保护为例,其在实体法和判例法上的经验,可为我国劳动者人格保护问题的研究深入提供借鉴。

劳动人格权的证成与日本女性劳动法益的特殊保护——以横滨地裁平19·1·23案判解为中心的考察

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视域范围应当有所延展,而且要注意妥善处理其同劳动者平等就业权之间的张力。以日本横滨地裁平19·1·23案的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分析表明,近十年来处于保护与平等之间论争的日本法院仍然孜孜以求沿袭温和的介入保护的思路,将传统的劳动争议之中女性受害者因为认为超越忍受限度、违反公序良俗而进行的寻求法院救济行为认定为由于用人单位人事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导致的可责性与违法性加以保护。这一选择本质是基于日本法院系统司法裁量的便宜与法治主义的要求,对于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概念的司法推理节点,也即证明点基准领域进行最大程度的压缩,以达至判决在最大程度上的一致。为这种司法裁判思路所指引,实质上是回避了高度私人化的对于男女平等这一宏大、抽象议题的多元化认知心理与位于理论高位的宪法上基本权扩充解释对于司法裁判尺度统一的干扰。这种裁判思路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合劳动权男女平等保护与女性劳动特殊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这种司法方法还凸显出了更为清晰的劳动法益的价值,有利于法院维护基于社会理性的司法判断,也为劳动人格权的证立提供了实践指南。这种司法裁判倾向对于我国的启示在于,在权益裁量的过程之中,尤其需要警惕女性的特殊劳动保护在变革时代成为侵犯女性平等权的枷锁,可以考虑的是在追求人格权保护范围内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女性劳动特殊保护。

女性劳动权与女性劳动者人格尊严的法律保护

女性劳动权是指法律赋予妇女在劳动关系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是女性劳动者获得尊严的基础和前提。女性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是指女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社会中的人对女性从事劳动的态度。保护女性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伤害，应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和特殊生理不受侵犯权；保障女性性的不可强迫和买卖、身体的不被享乐和游戏；女性不自我物化为标准。以此需要立法、政策的完善，劳动理念的转变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

论“中国梦”场域中的劳动

"中国梦"是中华儿女为之齐心奋斗的社会理想,也是广大劳动者付诸实践的"彼岸"。劳动是构建"中国梦"场域的动力之源,"中国梦"产生于劳动实践之中,劳动成果支撑起"中国梦",创造性劳动加速现实"中国梦"。"中国梦"场域的形塑之路,是劳动者意义世界形塑的过程,也是场域内劳动人格跃迁的过程。

资本──劳动对立统一机制的探讨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要深刻地把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都必须首先把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是以全面分工与充分的协作为内容的经济形态，其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主体必须凭借不同的经济资源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通过各自有效的经济行为，实现各个参与者的经济目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实现自身目标最大化的同时又不妨碍其它经济主体正当权益的实现。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和明确界定资本人格化主体与劳动人格化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及其相互关系。

新时代创造性劳动教育再思考

新时代,劳动教育应由具体的劳动技能培训深化为抽象的创造性劳动理念培育。这要求在劳动教育的具体实践环节扩展培育内容,具体包括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技能培育、以公益利他性为旨归的劳动理念培育、以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为终极目标的劳动人格培育。三者依次递进、相互渗透、互为前提,其共同核心理念落实于创造性劳动这一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本质要求。重新探讨劳动教育的本质与内容,可以促进个体成长,更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雇主算法权力:法理构造、内涵特征与规制路径

雇主算法权力是指具有雇主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依靠算法劳动规则对劳动者权益产生影响的能力。雇主算法权力作为一种复合权力,其所指向的算法劳动规则的隐蔽性、分散性和动态性特征,决定了雇主算法权力在适用对象、权力内容和适用方式层面区别于传统的劳动管理权与规章制度,进而对劳动关系平衡带来特殊的影响。其中,劳动的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去人格化”是核心影响。为此,必须从保护劳动者人格尊严原则出发,强化集体劳动权对雇主算法权力的制衡功能,对算法劳动规则“去伪存真”,从而建立起以算法备案、算法审计、算法监督为核心的算法劳动规则纠偏机制。

劳动合同概念溯源及时代启示

20世纪初,围绕劳动合同的法律概念建构,以洛多维科·巴莱西、菲利普·洛特马尔为代表的一批欧陆法学家通过批判近代劳务供给契约的教义原理,以劳动人格原则为价值基础、"从属性劳动-自治性劳动"为首要区分,建立了从广义到狭义的劳动合同概念体系,为整合扩建现代劳动法、更新发展传统民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制度后发国家,我国应当充分吸收劳动合同概念起源蕴藏的劳动交换法制现代化经验,摆脱近代劳务供给契约的理念与体系束缚,抛弃过时的雇佣合同制度,通过劳动立法,正式确立"从属-自治"为劳动交换的首要区分,先以从属性为核心要件规定类合同层级的劳动合同概念,再以"标准-非标准"为框架,将劳动合同进一步类型化,以便形成保护措施的多元配置体系;通过民事立法,完善自治性劳动的合同体系,正视灵活就业中自由职业者的保护诉求,以劳动人格为价值理念,作出专门的制度回应,最终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平衡劳动力市场灵活与安全的劳动交换合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