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从属性

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者。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者,有中间态劳动者说、传统劳动者说两种观点。本文试图通过法社会学视角,使用社会学学科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主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要受到与传统劳动者相同力度的保护,否则将在许多劳动用工领域掀起“去劳动关系化”的浪潮。

不完全劳动关系法律属性及制度构建探究

梳理学界及相关政策文件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定义与解释,将劳动从属性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征以及外包用工模式相结合,总结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新就业形态下特有的具备弱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新型用工关系。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地位不清晰;二是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制度构建方案不明确。参考“类雇员”制度及多要素权衡规则,在劳动三分体系基础之上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将不完全劳动关系纳入未来《劳动法典》中专门规制;二是引入考察要素制定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三是将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划分为基础权利和特有权利。

平台经济下劳动过程控制权和劳动从属性的演化与制度因应

马克思劳动从属于资本理论表明,劳动从属性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控制权反向变化,明辨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从属性强度的关键在于考察劳动过程控制权演化的特点和影响。在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济下,劳动时间和地点等控制权向网约工转移,劳动的人身和组织从属性弱化;劳动过程控制权的生成根源由物质资本所有权向数据所有权扩展,劳动的数据从属性强化;劳动过程控制手段数字化且重点不一,劳动从属性多层分化;劳动过程控制主体向消费者扩展,劳动从属性易被遮蔽。有效保护网约工权益,需要以"自主劳动→从属劳动"为据分类推进劳动关系保护,完善政府、工会、平台、消费者协同共促的社会保护。

技术从属性:算法时代劳动者的认定基准重构

算法经济下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劳动秩序,算法平台通过任务分配、评价管理等方式,塑造全新的算法数字劳动模式。算法利用数据技术实现对劳动者的跨时空支配,劳动过程从现实世界向算法世界延展,劳动过程、劳动模式、劳动规则的嬗变,凸显传统从属性理论的局限性。算法劳动者接受算法平台的算法指令与算法监督管理,从身份上与算法平台形成技术从属关系。但算法平台往往隐蔽劳动从属外观,从而规避其本应承担的用工责任。因此亟须重构劳动者认定方式,矫正算法技术下的劳资失衡,促进算法经济的稳健发展。

从属性劳动概念的法律化、解释与启示

将从属性劳动作为核心概念来划定保护范围,在何谓从属性的解释更迭中动态调整劳工保护范围,是现代劳动法的共通教义。以深入辨析规范功能为基础,意大利立法最先使用从属性术语,学理与司法裁判提出一系列释法方案,展现立法定义的倒空与回归、劳工保护范围的宽松与收紧。借鉴其制度经验,我国劳动立法可调整命名但不定义的保护边界法律化模式,通过厘清概念功能、找准社会原型、区分要素指征、预留开放要素,科学定义劳动关系;劳动法学理论可从意大利法的解释历程中总结从属性解释方案的历史性,纠偏当前理论继受的平面视角,通过对从属基础的深层追问,推动我国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劳动从属于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劳动从属于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从属于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形式从属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早期形式和一般形式、技术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劳动者失去劳动过程控制权导致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式随着劳动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提供了理论支点;揭示了劳动从属于资本有不同形式,为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思想资源;揭示了资本应用技术和机器具有促进劳动解放和加深劳动从属性的双重效应,为健全现代技术和机器应用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引;揭示了劳动从属性与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自我控制权反向变化,为完善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认定和调整制度提供了方法启示。

意大利准从属性劳动制度剖析及其启示

在我国现阶段,灵活就业规模快速扩大,但归类于劳务关系亦即自治性劳动的灵活就业者,却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内,且民法因固守于平等保护而不予倾斜保护。意大利劳动法中的准从属性劳动制度,是创设和完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自治性劳动中的准从属性劳动者为保护对象的特别法制度。它从未受到传统民法倾斜保护。基于因劳务提供者的契约弱势而需要人格保护和实质公平保障的价值取向,以"持续与协同的合作关系"为一般要件,筛选出自治性劳动的若干类型作为准从属性劳动给予分类倾斜保护。这是意大利劳动法适应后福特制社会和全球化浪潮的制度创新,即打破了对从属性劳动保护而对自治性劳动不保护的传统二元体系,劳动法转型为"那些劳动的法",并推进私法的进一步社会化。受此启示,我国劳动法整体架构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适度拓宽劳动者保护的范围,细化并增多劳动者保护的分类,注重与民法社会化的同步协调;至于其中准从属性劳动者的保护,则可以将其定位于民法社会化的特别法制度,并将"确定保护理由→界定保护范围→配置保护措施→选择立法模式"作为准从属性劳动制度构建的重点。

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

外包用工较之劳务派遣和内包用工更便于企业规避劳动法责任,这根源于外包用工的固有特性和现行立法对外包用工规制的缺陷。为此,应当完善外包用工的劳动法规制,明晰总、分包关系中发包人承担劳动法责任的制度措施,将个人承包人作为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等,以拓展和持续《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局面。

我国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辨识、内涵及理据

"倾斜保护原则"是我国劳动法基本法原则,是劳动法理论及制度建构的基石。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是由"保护劳动者"和"倾斜立法"两个层次构成。雇佣劳动的属性决定了其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从属性,而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所决定的雇主和劳动者的"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的"新的身份",成为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的法理依据。

新业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数字劳动技术的发展,新业态从业者的数量规模日益壮大,深刻影响了我国用工关系的认定及职业伤害保险的适用范围。然而,在新业态迅速发展的同时,从业者面临的职业伤害情况也日益严峻。囿于其从属性关系不明及“时间分散、空间分离、关系分化”的特点,从业者面对职业伤害风险时常游离于传统雇主劳动下的工伤保险制度。此外,用工关系认定标准模糊、专门性法律保护制度缺位、平台行政监管力量的薄弱等内因易导致从业者出现过劳竞争、救济无门等困境。因此,亟须明确我国新业态用工关系的认定标准、构建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加强平台用工的行政监管等,以此纾解困境,从而维系新业态和谐劳动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事实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研究

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劳动纠纷。在新背景下认定事实劳动关系面临"去劳动关系化"、劳动方式数字化、劳工人身依附性弱化带来的挑战。通过调研了解到当前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劳动主体自主选择权削弱、用人或用工方数据监管代替人力监管、算法评估报酬奖惩、劳动安全风险系数提高、相关保障力度弱等特点。新事实劳动关系纠纷反映了劳动者的诉求,需要我们立足于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理论,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判定模式。

共享经济视域下网约车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研究--以“权重位序法”为核心进路

作为共享经济中闲散物力与人力整合运用的典型范式,网约车模式用工的劳动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热点。较以创设非标准用工关系,针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方式进行变革更符合法教义学的规范诉求,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的调整当为重中之重。对此应改要件式认定方法为要素式认定范式,具体采用"权重位序法"的认定进路。对于网约车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应以组织从属性为主、经济从属性为辅予以认定,并衡量其下属各要素的权重与位序。"权重位序法"在价值判断与事实认定层面皆有运用,其运作机制对共享经济视域下劳动关系从属性的认定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网络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的动因及治理

'去劳动关系化'包括去劳动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业、遮蔽事实劳动关系等情形,实质是去除雇佣或从事从属性劳动的束缚。网络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的经济动因是平台低成本灵活用工和网约工寻求自由高收益;技术动因是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重塑了劳资关系从属性;制度动因是劳动关系认定和'两分法'权益保护制度存在盲区,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去劳动关系化'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降低了其安全性。其治理取向是:与时俱进地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推进'劳动从属性由弱到强,法律规制由宽到严';弱化社保缴纳、劳动标准执行与劳动关系的关联性,优化社会保障和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优化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处理机制,严惩遮蔽事实劳动关系行为。

论涉外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适用

涉外劳动关系的主体能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属性、作为客体的劳动行为等因素促使涉外劳动关系的认定成为独立问题,也是涉外劳动合同等后续纠纷的先决问题。它不同于选择适用劳动法抑或民法的识别问题,也不完全是强制性规定问题。为了认定劳动关系的效力,涉外劳动关系认定应适用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为了实现尽量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目标,可以在主要适用行为地法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选择适用属人法和法院地法。

劳动关系认定的理论澄清与规范建构

揭示个别劳动关系认定的指导思想“为资方劳动丧失自主经营的可能”并以此为分析主线,可使诸多争议迎刃而解。从属性理论层面,人格、经济和组织三大从属性统合于劳动从属性。劳动从属性的本质是资方通过指令管理使劳动者丧失自主经营的可能,与劳动者人格无关。经济从属性应被区分为“生存依赖性”和“为资方劳动”两种类型,两者实则为劳动从属性必然导致的双重经济结果,均不必且不宜作为核心标准。“受指令约束”和“为资方劳动”的组织从属性可分别归入其他两大属性而无独立必要。应以此为指导构建劳动关系认定由主观到客观标准的规范。劳资通过合意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但法官应谨遵事实优先原则,以劳动从属性为客观核心标准审查实际履行为断。立足于指导思想,法官须甄选和评价所有涉及和保障指令管理的因素综合认定劳动关系。工作时间在所有管理因素中权重最高,其他约束工作履行的因素均围绕和服务于高效支配利用劳动力时间展开。

人工智能失业:社会化挑战与法律应对

结合我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通过理论分析就能认清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就业形态、非正规就业和结构性失业等社会化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法律调适和公共政策加以应对:引入“类劳动者”概念解决非正规就业保护难题;利用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就业,并建立起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失业预警制度;理顺非典型劳动关系,在发展和保护中寻求再平衡;构建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体系,惠及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唯有如此,劳动法才能顺应时代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系统论视域下平台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的基本逻辑

新型平台用工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构建劳动者劳动权益系统性保护的必要。从系统论视角审视,新型平台用工方式冲击了我国传统以劳动关系构建起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系统,突出表现为劳动从属性弱化割裂系统整体性,多层嵌套性用工消解系统层次性,内外环境互动渠道受阻影响系统开放性。研究认为,借鉴系统论相关原理,我国平台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的基本逻辑应遵循三条路径展开:加强系统整体性,推动劳动从属性各要素的优化重组;扩容系统层次性,构筑劳动关系分层分类保护体系;提高系统内外环境开放性,构建政府、平台、工会、平台劳动者等多元协同治理场域。将平台劳动者纳入系统保护中,推动我国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系统迈向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

网络用工关系认定的研究评述与展望

共享经济催生了网约工这一灵活用工形态,学界与司法实践对于网络用工关系到底属于劳动关系抑或劳务关系争执存在已久,未有定论。我国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无法应对当前的灵活用工局面,因此应当对从属性理论进行重构,确定从属性的指标(因素)群和相应内涵。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网络用工关系定性为劳动关系的,应当严格按照现有劳动法律规定进行保护;定性为合作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应按照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规范和调整。若网约用工双方的关系既不属于劳动关系,也不属于民事关系的,应当慎重进行分类。此外,应当赋予具有经济从属性的网约工相应的劳动保护,具体对策包括获得劳动基准保障、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和强化互联网平台的责任。

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是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的权利,由此带来了诸如社保制度的向心力不强、灵活性不足以及独立性缺失等问题。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其背后的原因是受制于制度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观念障碍而不当设置的社会保险人所致。参照他国之经验,基于社会保险的本质属性及我国特有的国情,应当以公法社团形式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人,从而确保雇主和劳动者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实现。

互联网背景下用工协议性质分析——以外卖配送行业为视角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用工关系,增强劳动者自主性和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但是对传统劳动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实务中对互联网背景下新型用工关系认定存分歧,首先要对网约工与网络平台之间签订的协议实质分析,其次需要以劳动法遵循的价值理念为导向,从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要素出发,根据新型用工关系从属性程度的差异化具体判断是否受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