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3年12月14日至15日，“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研讨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次大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与莫纳什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澳大利亚）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承办。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的U型关系——基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法刻画数字化转型指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市场竞争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即企业劳动生产率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进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市场竞争力正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此,建议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制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趋势下雇主策略的缺陷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雇主策略逐渐趋同,试图通过个别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来协调雇佣关系成为各类企业的共同选择。然而,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大趋势下,传统雇主策略的弊端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人力资源管理本身的理念和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背景。

推进工会体制创新是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根本路径——与常凯教授和游正林教授商榷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劳动关系结构和调整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尚未形成。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不能依赖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劳动关系深层结构调整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与市场经济国家先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然后规范自发的工会组建与集体行动过程、逐步完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路径不同,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顶层设计＂,首先要完成体制内企业工会职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构建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体系,从而推动形成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劳动关系利益化集体化转型态势及其法律规制——以珠三角Z市为例

珠三角近年多发的集体停工事件,标志着"法外权益诉求难以满足"成为劳资矛盾的症结,劳动关系进入主要基于权益"法外化"的集体化转型阶段。劳动关系的转型态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劳动者诉求与维权、争议标的与争议形式等方面。转型阶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重点加强法外权益集体劳动关系立法,建立完善争议处理制度;准确界定劳资矛盾性质类型,依法妥善处理集体争议和群体性事件。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趋势下的雇主策略重构

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趋势之下,传统雇主策略的弊端日益明显,未来中国的雇主策略应当从理念、制度和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重构。具体来说,理念重构包括对策略目标的追求要从效率向公平与发言权转变、对劳动关系的认识要从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变、对管理方式的选择要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转变;制度重构包括企业的雇佣关系制度要实现法治化、规范化和人性化;机制重构包括构建劳动关系集体调整机制、冲突管理机制和多维沟通机制。

均衡视角下集体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出现集体化新趋势,这必将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为适应新趋势,中小企业首先要进一步规范个别劳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集体劳动关系,同时要在理念、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变革。

人工智能“消融”劳动关系集体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阶段叠加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冲击,引起了劳动者就业结构极化,从而消融了劳动关系集体化。基于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方法,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具有消融作用;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人工智能消融劳动关系集体化中发挥中介效应,其中人工智能通过增加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以及降低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对劳动关系集体化产生消融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消融作用均显著。最后基于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结果,针对人工智能时代集体劳动关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竹县:构筑“智能+技能”人才高地 共创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达州市大竹县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坚持政府搭建平台,以产教融合培养技能人才,以人才聚集促进转型创新,努力构筑川东北渝东北“智能+技能”人才高地,共创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集体劳动关系转型环境中的雇主策略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劳动关系作为整个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环,也正在经历着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型,劳动关系环境也增添了新的变数。而雇主的应对策略在转型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主动的改变,还是被动的接受,雇主已经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当下做出了相应的劳动关系策略选择。

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关系地方治理的新举措——来自浙江温岭工资集体协商的案例研究

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有其独特的成长过程与逻辑,它是通过民主恳谈这一利益协调机制来实现的。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推广与完善,企业、村(居、社区)、行业、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已形成了四轮联动,并形成了"行业谈标准、区域谈底线、企业谈增幅"的工资集体协商新模式。总结其经验和做法,可从中把握工资集体协商的一般规律。

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与劳动关系的转型及挑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第三届年会

12月11日、12日，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第三届年会甓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与劳动关系的转型及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102家单位（其中66所高校）的240多名』卜式代表薯以及来自劳动人事学院师生共计400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紧张，迈向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劳动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明显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也使企业劳动关系呈现出逐渐紧张的趋势。针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今后应继续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改变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健全劳动法制体系,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手段。

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指我国的劳动关系形态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模式正在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影响劳动关系变化的三大体制性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关系的法制化逐步加强,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初显端倪。劳动关系基本面的特征已演化为劳资关系,劳动关系所覆盖的人口已成为中国人口结构中的主体;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趋势与思维嬗变

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经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及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等几个重要阶段,每一种运行模式无不与经济体制及社会形态相适应。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及劳动关系主体的多元,使劳动关系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劳动力的流动性不断催生非标准就业,集体劳动关系快速发展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劳动关系样态,劳动者生存权层面与发展权层面的权利需求共生,利益差别引起主体分层,都给劳动法的传统立法理念带来挑战。劳动法研究应快速改变单一的标准劳动关系研究思路,寻求适应和契合劳动关系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劳动力结构研究、内外部劳动力市场良性转换研究、多元协调模式研究以及非标准劳动关系规制方法研究等,推进和提升劳动法研究的视野。

转型期我国劳动关系的权力均衡分析

转型期我国劳动关系矛盾突出,必须从新的视角加以考察,研究制订合理对策和措施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该文提出权力均衡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途径,应以此为方向调整主体行为,使得劳动关系稳定有序。进而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劳动关系的权力失衡问题,认为观念上重视权力均衡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并在宏观调控和劳资双方主体行为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文章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劳动关系走向权力均衡的难点。

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重大转型

劳动关系治理极具现实性、复杂性和紧迫性,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动法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议题。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正面临新技术、新业态、灵活就业与数字劳动等合力下的重塑,劳动关系治理面临“破窗性”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我国劳动关系治理指明了新的历史方向。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已经深刻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发现并激活劳动关系中蕴含的积极力量,实现劳动关系治理应有的生产性功能与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需要突破的一大核心课题。在如何推进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问题上,既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也有我国劳动关系治理自身发展逻辑和战略布局。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亟待实现四个重大转型:治理目标转型、治理理念转型、治理任务转型、治理体系转型。

产业转型中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挑战与应对——以上海市为例

和谐劳动关系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劳动关系状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中,劳资关系在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冲突加剧,在服务业中两极分化,在战略新兴产业中新型模式不断涌现,劳资双方利益诉求调和难度加大。与此同时,产业转型中劳动关系治理面临劳资冲突加剧的态势短期难以逆转、三方协商机制的效力不足、集体协商的有效性长期低下以及企业工会的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对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造成重重挑战。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侧重于加强对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增强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自我管理的能力与突破企业工会的职能瓶颈。

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劳动关系转型判断、难点与对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劳动关系正转型并呈现出运行市场化、类型多样化、矛盾政治化、协调国际化的特征。现有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已不能适应劳动关系变化和劳动争议激增的现实,亟待变革。在集体谈判制度未能充分发挥维护劳工权益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劳动关系问题时扮演角色的错位、越位现象亟待改观。要在劳动关系中确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理念,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代企业文化氛围,在社会道义和法律规范中维护劳动者群体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各级工会要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