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在中国:现状、未来与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未来与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一手调查数据的缺乏,现有文献并未就上述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分析。针对现有文献的缺憾,本文综合运用2015、2016和2018年连续三轮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机器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企业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运用加权统计、倾向得分匹配、预测分析等多种识别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机器人在我国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已对中国近1/3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产生影响。按照现有投资增速,我国机器人使用覆盖率、使用密度将在2025年前后逼近先进国家水平。第二,机器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替代效应为0.3%;并且,上述影响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存在非对称性影响,非技能劳动力受到机器人的"换人"冲击更大。第三,我国企业的机器人使用存在明显的微观差异,生产率异质性、政府的政策偏倚是造成机器人使用具有微观差异的重要原因。第四,因果推断表明,机器人使用对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质量能力和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并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据现有机器人投资增速数据,我国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替代效应将在2025年前后攀升至4.7%。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全面认知我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宏观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

为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斯坦福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在2015-2016年开展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CEES调查采用了国际水平的随机抽样方法和质量控制措施,回收了1208家企业和11136名员工的有效问卷。CEES调查了丰富的企业与劳动力的指标,从而有可能更为全面地描绘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真实图景: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水平较低,2015年平均利润率为3.3%,利润率的中位数为2.4%,但企业间利润率差异较大,75分位的利润率是中位数的近3倍;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2014—2015年增长率为5%-8%,而新员工的工资增长率为14.5%。虽然劳动力工资在增长,但其在总成本中的比重2013—2015年一直稳定在17%-18%之间,因而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正在进行机器换人,有8%的企业使用了机器人,44%的企业使用了自动化设备,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投资和研发增长乏力的问题;企业注重改善管理,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管理得分为0.54,较美国制造业企业低16%;企业还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一次检验不合格率从2014年的2.2%下降为2015年的1.6%,而新产品占销售额的比重则从2013年的7.7%,稳步提升至2015年的9%;企业也在不断地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015年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仅占13.3%,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仅占全部投入品价值的3.7%。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企业过度投资挤出了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与现有文献多从制度环境、企业家能力角度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制约因素有所不同,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这一独特视角,就企业过度投资对自身创新能力的挤出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一手微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相关因素充分控制的前提下,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以外的过度投资对于企业专利产出与产品创新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对自身创新能力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管理效率提升,这些因素是企业过度投资抑制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渠道。为此,建议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我国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作为缓解市场失灵与外部性的手段,期望能实现市场有效竞争并达到预期的创新绩效。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我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并运用一手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对不同维度的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近年来对企业的大规模补贴,总体上对企业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激励作用,但其存在异质性差异,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企业在实质性创新中显得较为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当调整补贴对象,不断完善政府补贴的公平机制和市场化机制,为促进企业创新创造条件。

政府评奖:激励还是扭曲?——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各类政府评奖活动对企业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可能产生多维度影响,但鲜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政府质量奖评选为对象研究政府评奖对企业的效应,并探讨可能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效应可以被企业信贷条件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投入的增加所解释,同时企业家人力资本、政治关系以及其他优惠性政策也对这一效应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负效应。因而,政府组织的评奖活动,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补贴和创新等方面的更多资源,但其对于生产率的净效应却不显著,对盈利能力有负效应。这表明,评奖可能导致各类资源流向效率更低的企业,从而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

更高的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社保投入提升对于我国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充分控制的前提下,社保投入提升将显著增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激励和吸引更多高质量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不断跃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社保投入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功能更为显著。建议合理看待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引导大企业重视社保投入的激励效应,同时,减轻中小企业的社保负担。

落后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基于劳动力匹配视角

中国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随城镇化率提高反而扩大的现象,可能与人口和土地制度影响了庞大的转移劳动力人群消费和流动偏好有关。此外,落后地区不可贸易服务业部门就业比重正逐渐扩大,但是该部门因其产品非贸易性质难以获得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同程度的提高,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增加直接转变成非贸易品价格下降,从而城镇化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首次构建农业、可贸易、不可贸易及劳动力资源四部门均衡模型,讨论由恩格尔消费周期收入效应和相对生产率替代效应驱动落后地区结构转型现象,并通过劳动力跨部门匹配均衡和实验经济学模拟方法发现:(1)城镇化率与制造业(或可贸易服务业)比重是否相关是有条件的,只要初始可贸易部门就业人口比例较低,即使制造业和可贸易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落后地区短期内仍可能实现城镇化率大幅提高;(2)由于既定收入差距存在,"城市偏向政策"具有很强的城镇化扩大效应并加速"消费性城市"产生。

质量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关键性因素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已有研究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要素投入的分析,均未能全面解释部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从企业质量能力的微观视角出发,运用最新一手企业调查数据,就质量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渠道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作为研发创新的重要互补性能力,质量能力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提高了企业以新产品销售和专利为代表的创新产出;第二,在质量能力中,质量需求满足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质量能力主要通过引导企业将研发聚焦于客户需求满足,进而提高产出;第三,辅助回归结果表明,质量能力促进了企业家、管理层及非研发部门参与研发创新,促进了企业的外部研发合作,提高了企业决策中的数据使用,并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上述效应是质量能力提升研发创新效率的潜在机制。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转变创新支持政策策略,在给予创新补贴等直接物质支持的同时,强调帮助企业提升配套质量能力;鼓励企业引进专业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内生能力;引导企业树立市场化导向的创新观,将对顾客需求的满足作为研发创新的主要方向。

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及解决策略研究

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对就业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关系到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本研究旨在探讨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及相应的解决策略。首先,通过分析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原因,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不足、教育与培训体系不完善、行业结构变化等因素,明确了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的根源。接着,本文总结了劳动力供需失衡对就业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高失业率、低效率和社会不稳定等。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的策略,包括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劳动力流动性、优化人力资源规划等。这些策略旨在提高劳动力适应能力,促进就业市场供需的平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党组织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研究了建立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建立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变换企业管理效率的不同评价指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企业党组织影响企业管理效率的三种可能路径是:提升员工稳定性、促进工资集体协商以及改善员工福利。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效应,在未建立董事会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中更大,说明在企业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时,企业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优势。因而,企业党组织不仅承担团结群众等政治功能,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提供了实证支撑。

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社保投入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成本效应、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影响。由于大样本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企业投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其对企业生产的抑制效应。然而,本文运用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创新性地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剔除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社保投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更强。随着人均社保投入每增加10%,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5%。进一步地,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与管理效率是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激励效应的重要渠道;其中,与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相比,管理效率更为重要。与大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而言,社保投入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会保险通过激励员工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

数据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新发现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管理能力对于中国企业在风险预测、业务模式调整和价值发现等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数据管理能力得分指标,就数据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统计分析表明,与生产经营组织流程的管理效率相比,现阶段中国企业的数据管理能力明显偏低,已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瓶颈。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数据管理能力得分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加18.15%。异质性检验表明,数据管理能力的生产率效应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的企业分组相对偏高。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数据管理能力将通过增强企业家风险预测能力、改善人力资本绩效激励、优化目标规划、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等4种中介渠道促进生产率增长。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表明,在有效处理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据管理能力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本文的实证发现对大数据时代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劳动力匹配、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稳定性

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演进应以劳资关系为研究核心。本文回归到马克思经典理论,用剩余价值率作为判断 SSA稳定与否的标准,在劳动力匹配模型下分析收入分配、剩余价值率与 SSA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发现,长期来看,资本主义 SSA都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不会因 SSA能缓解资本积累和经济萧条而改变。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福利的损害是以减少岗位、降低工人分配比例和工资为代价的,要提升资本主义的产出,须增强工人组织能力和采取集体工资的谈判方式,而这又危及资本主义体系稳定。因此,SSA的不稳定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对抗性劳资关系的不可调和,根源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

中国企业的创新收益率测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在中国创新规模爆炸式增长的前提下,创新收益率提高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作用"的整体出发,就现阶段中国企业创新的直接收益率、经济收益率进行多维度、稳健的实证检验。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与创新规模爆炸式增长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结构不合理问题更为突出。将R&D资本对于不同种类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额占比的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直接收益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4左右,创新投入效率不高、转化能力不强是造成创新直接收益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以有效专利数量对于生产率的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估计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效专利增长对于劳动生产率、TFP的促进效应明显偏弱,创新质量不高已成为制约创新经济收益率提升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效率、企业家转型和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能力是制约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收益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中国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测评——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解释

作为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家族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对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1))数据,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出发,就中国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创新差异、不同代际家族企业的创新异质性等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引入企业年龄、所有制特征、技术溢出、创新集聚、行业与地区特征和共同时间趋势的前提下,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低创新”特征,其不仅体现在研发支出、有效专利数量分别较非家族企业偏低72.22%和17.15%,而且在有效发明专利、生产方法创新和辅助性生产系统创新等领域,家族企业的创新表现也显著偏低。稳健性检验表明,在有效解决测度误差、因果倒置和遗漏变量等问题之后,家族企业的“低创新”特征仍稳健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企业的创新偏低主要集中于市场竞争较充分的地区和行业;与一代家族企业相比,二代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相对偏高。内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家能力、管理质量是引致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创新差异、不同代际家族企业存在创新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工具变量估计策略有力支持了家族企业“低创新”特征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

产业的就业扩张对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城市层面不同产业的就业扩张数据,考察了各产业的就业扩张对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中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与垄断行业的就业扩张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但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传统服务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就业扩张对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中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与垄断行业的就业扩张能够促进劳动者接受更多或更高层次的教育,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进入这些产业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制造业、中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与垄断行业的就业扩张通过提高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从而降低了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基本的政策内涵包括:政府应着力构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应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合理规划招生规模;提升职业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中高等技能职业等。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资源错配:基于城市层面的测度

基于“价格法”测算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基础上,利用工具变量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提高将显著降低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限制劳动力流动和抑制就业市场规模扩大进而造成“劳动力-岗位”匹配失衡引起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在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四五线城市和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更加显著。研究将市场分割的测度推进到劳动力要素和城市层面,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畅通劳动力在区域之间转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