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自选择与劳动力溢价:“孔雀东南飞”背后的故事

本文借助中国城乡迁移调查(RUMIC,2008)针对中西部农村迁移者的子数据集,检验劳动者东迁是否对应更高的劳动力溢价。分析将东迁者视为处置组,将内部流动者视为参照组,运用广义处置效应模型修正东迁与个体可观测特征和未观测特征有关的内生性。研究发现,考虑可观测特征,东迁带来较内部流动约30%的名义薪资升水;考虑未观测特征,名义薪资升水超过50%,薪资升水主要来自东部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东迁者获得规范的雇佣关系与从业保障,选择市场渠道择业的可能性更高,岗位搜寻成本更低。

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基于劳动力结构的视角

公共服务通过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行业发展以及影响劳动力结构等途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而显著影响技能溢价。本文使用2004—2018年30个省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结构在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以劳动力结构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发现公共服务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存在拐点,且在拐点两侧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对技能溢价都具有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劳动力结构的上升这种抑制效应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分别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低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则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当前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仍未达到门槛值,因而中、西部地区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培养和吸引高技能人才,提高技能劳动力在全体劳动力中占比,最终达到缩小技能工资差异,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