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年女性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检验了生育对青年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净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青年女性的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后,每增加一个孩子会使青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11%,进行工具变量再检验这一边际效应为20.9%,且具有稳健性;理论分析中生育对青年女性劳动参与决策有家庭经济收入效应、比较优势效应和角色期待效应三种,其中生育数量增加带来0～3岁幼儿照料负担加重,增强了青年女性家庭照料的比较优势效应,导致生育对其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而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生育对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冲突。因此,注重学龄前幼儿照料支持、施行弹性延迟退休政策是缓解生育对青年女性劳动参与冲突的有效途径。

相貌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来自CLDS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6年CLDS数据,从经验数据中分离劳动力市场上相貌带来的"主妇化"效应和"美貌溢价"效应,解释貌美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尽管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美貌溢价"或"相貌歧视",但貌美并没有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而呈现越是貌美者,劳动参与概率越低;以劳动参与时间替代劳动参与决策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个体来说,其劳动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低学历"主妇化"效应。虽然貌美者的劳动参与概率显著低于非貌美者,但这种低劳动参与概率仅出现在体制外单位。本文揭示相貌引致的"美貌溢价"和"主妇化"效应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产生的影响及背后的机制,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补充解释。

住房财富与劳动参与决策: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在理论分析住房财富对劳动参与决策影响的基础上,采用CFPS 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四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讲,住房财富每增加10%,个体劳动参与提高0.02-0.06个百分点。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利用居住在同一个村/居的平均住房财富价值作为家庭住房财富的工具变量,采用IV Probit和2SLS分别进行估计,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结果。进一步检验家庭住房财富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机制表明,住房财富主要通过财富效应、成本效应和预期效应等渠道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

房价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来自CHNS数据的证据

我国现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与房价高涨带来的家庭财富积累与再分配密切联系。本文在房价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理论机制解析的基础上,利用CHNS数据与城市房价数据检验了房价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净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房价上涨1%将导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平均下降0.08个百分点,这种边际影响对有房产家庭的女性劳动力更加明显。但对于无房产家庭,房价上涨则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概率0.15个百分点。另外,房价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是否有儿子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净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提升女性劳动参与和供给,除了消减女性劳动力结构性错配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还应该加强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弱化房价上涨对女性劳动供给的挤出。

中国残疾人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虽然中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残疾人劳动参与率始终不高。残疾人劳动参与率不仅反映出个体的劳动参与决策,也体现出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度。2012年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剔除无劳动能力的因素后,残疾人劳动参与率为62.63%。文章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残疾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是影响残疾人劳动参与决策最主要的因素,康复服务对不同类别的残疾人作用不同,而家庭经济因素对残疾人劳动参与决策的负向作用非常小。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提高女性就业与生育的正向兼容性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cmp方法探究儿童照料方式、女性生育与就业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和就业存在双向抑制关系,且对农村户籍的青年女性抑制性更强。隔代照料有助于缓解生育和就业的正向兼容矛盾,而机构照料仅提高了女性就业率,在城市中机构照料伴随高昂成本反而抑制了生育数量。此外,女性正规就业与生育相互抑制,而非正规就业是缓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农村,女性生育与非正规就业相互促进、兼容发展。从动态角度看,因生育中断就业对女性再就业的阻碍具有持续性。建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市场,短期可鼓励支持家庭隔代照料,长期需发展完善普惠性市场照料,补充“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

试论城镇女性的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

养育子女影响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检验

生育政策调整会影响女性生育率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分析不同子女年龄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有一定的阻碍效应,这种阻碍效应会在儿童进入正式学龄阶段后逐渐消失;其中,0-3岁子女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女性。因此,为了进一步促成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我国女性生育支持行动策略,在推动0-3岁儿童照料支持体系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城乡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步发展。

试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有制方向——基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变迁

从所有制理论出发,将公有制界定为生产的计划性与劳动者的决策参与两个主要特征,并以此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关系变化。试图说明不断增长的私有制因素已经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有制方向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要求,同时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最后,依据公有制内涵的两个基本点,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