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基准法中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劳动基准具有公私法交融的社会法品格,其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其权利主体则有国家和劳动者。当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义务,不仅应承担对国家的公法中的责任,还应承担对劳动者的私法中的责任。为追求实质公平、建立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以及构建与劳动基准法相匹配的责任制度。

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之借鉴

理性分析和探讨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基准之修改背景和修改要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其为鉴,提出了完善我国"延时工作制度"的对策建议,即:基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理念,充实内容;基于"公正、共享、发展"理念,强化权利;基于"由心及人的社会治理"理念,改革执法。

劳动基准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该制度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制度,其不仅对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该制度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较为热点的话题,它具有惩罚和遏制违法行为等民事法律制度不常有的功能。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劳动争议案件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仅单纯地适用补偿性赔偿制度不足以遏制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从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可以在劳动基准法领域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达到减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行为的目的。

台湾地区各政党在修法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分析——以“劳动基准法”的再次修改为例

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以下简称“劳基法”)攸关890万劳工和144万家企业的权益,因此“劳基法”的修改也与他们的权益息息相关。在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台湾地区的“劳基法”重新进行了修改,即在蔡英文执政之初进行了修改,然而在修改之初就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法案,修改之后更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因此,当2017年再次对“劳基法”进行修改时,各政党不仅围绕此法进行了争执同时有些政党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版本进行政治博弈。在此就各政党围绕选举利益而对“劳基法”中有关条文所进行的利益博弈以及此修改法案通过后对台湾地区各界的影响进行系统的论述。

个人信息保护的劳动基准立法探析

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而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缺乏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劳动法体系中也欠缺将个人信息安全作为数字时代必要劳动条件的认识,鉴于基本劳动标准立法已纳入立法规划,此时通过劳动基准法实现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必要性。劳动基准法的底线性、法定性和强制性指出了作为劳动基准的个人信息保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行性,而不宜设置过高的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限缩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分级处理方案以及劳动监察保障等立法建议。

中国劳动基准法的目标选择

我国劳动基准法应当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三者既是独立的公共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低标准”是一种法律强制性劳动基准,既是“广覆盖”也是“严执法”的前提。没有前提固然不会有结果,但前提也不会自动生成结果。我国需要建立起一套以保护弱者利益为目标的控权机制,以促使政府以公权力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底线。这条生存底线也应成为国家公权力的控制线。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与进路

在劳动基准规范已比较丰富、劳动基准法理论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劳动基准立法对完善劳动基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劳动基准立法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还是统一立法的模式却有争议。从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出发,不宜亦不易制定一部名为《劳动基准法》的法律,但是应该契合健全劳动标准体系的政策,一方面全面推行各领域、各行业的劳动基准立法,另一方面应以工资工时基准立法为抓手,尽快出台《工时法》、《工资法》。

对我国薪酬管理法律缺位的建设性思考——兼谈加快《劳动基准法》立法的必要性

薪酬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劳动者维持自身及家庭生活的必需,因此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关键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但是目前我国薪酬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严重缺位,薪酬管理的各种行政规章和"红头文件"往往由各地自行制定颁布,且"法出多门",使得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无所适从。为此建议在抓紧对薪酬管理立法的基础上,加快《劳动基准法》制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塑造良好企业文化、积极应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目的。

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的影响及其启示

个人代理人队伍是中国寿险行业发展的基础，代理人队伍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寿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大约九年前，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曾在当地寿险市场掀起轩然大波，本文在对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六点启示：其一，在成本控制和销售队伍问题上，受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大型寿险公司；其二，大型寿险公司需顺应时代潮流，主动采取多种举措以应对变革；其三，采用灵活的应对策略，尽可能地减少公司损失；其四，加强与个人代理人队伍的沟通；其五，建立多元化销售渠道，降低政策风险；其六，打造专业化和职业化队伍，应对政策风险。

蔡英文当局强行推动修改“劳动基准法”

2017年12月4日,蔡英文当局强行通过＂劳动基准法＂初审修正案,对2016年刚通过的＂一例一休＂再次进行大幅翻修,诸多条文都偏向资方而不利劳工,不仅在野党强力抵制,劳工和青年团体也不断发起各种抗议活动,预料这将对民进党执政和2018年的岛内县市长选举造成一定冲击。修法存在诸多争议此前岛内一直因假日不统一、劳工加班过多等问题而争议不休。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模式与完善建议

劳动基准立法模式与主体劳动基准法立法模式目前,劳动基准立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独制定劳动基准法,如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另一种是将劳动基准法律规范包括在综合立法中,如《法国劳动法典》。劳动基准法作为劳动法体系中的重要骨干法律,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第一种模式,抓紧制定一部《劳动基准法》1,整合现有劳动基准法律规范。

台湾《劳动基准法》 的考察及启示

【正】 应台湾中国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促进会邀请,由广东劳动学会会长孙庆奇同志带队,劳动学会秘书处及省劳动保障厅办公室、劳动监察处和佛山、肇庆、阳江市劳动局有关领导组成的考察交流团。于8月7日至8月16日对台湾《劳动基准法》及现阶段劳资关系情况进行了考察和交流。在台湾期间,访问了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中华劳工教育研究推广协会,参观了中国时报人力万象网路股份有限公司、国立高雄餐旅学院、光隆大理石厂,与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此次考察达到了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和业务交流的目的。

劳动基准法的范畴、规范结构与私法效力

制定劳动基准法已经纳人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但劳动基准法的效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劳动基准立法应摒弃劳动基准法是公法这一成见,从劳动基准法是强行法这一命题出发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劳动基准法的功能在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劳动基准法是国家通过强制性规定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在信息安全问题频发的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在职场中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职场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导致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在行为处理边界、不当处理行为界定以及用人单位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实务困境。因此有必要通过确定“负面清单”和“时间上限”明确劳动者个人信息的处理范围,并通过完善告知同意规则防止处理范围的扩大。通过强化比例原则对处理目的、处理行为和处理方式的限制实现单位不当处理行为的界定。通过健全保护规则和完善责任认定明确用人单位的相关责任,实现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和救济。

论劳动法的立法原则

劳动法的立法,必须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立法原则。劳动法的立法原则不同于劳动法的原则,它是指制定劳动法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它从总的结构上制约着劳动法的制定,而不象劳动法的原则那样,只制约着劳动法的有关条文。根据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和劳动立法的需要,我们认为,劳动立法应坚持以下四个立法原则。 (一)制定统一劳动法的原则。

劳动法制健全的原则与内涵

作者在(台北)《中国宪政》1991年第26卷第9期发表文章,针对有关台湾现行的劳动法制诸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首先阐述了劳动法制健全化的六项原则,强调其合理性、可行性、明确性、平衡性、国情性、国际性等。其次就改进工时制度。

企业规章法律研究

企业制定内部适用的规章制度是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权利,是组织生产经营、进行有效劳动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规章制定应遵循内容合法、职工民主参与、公示及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等程序。企业规章与劳动基准法律、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各有侧重,我国应完善企业规章立法,共同构成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2024年日本劳动法律制度变化之探

当今社会,日本正面临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工作时间过长等突出问题,预计未来日本的劳动力将长期短缺。在此背景下,日本根据工作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适时对《日本劳动基准法》《日本劳动基准法实施条例》等多部法律进行修订,以期进一步保障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部分新修订的劳动法律规则于2024年起依次生效。

浅析劳动合同的附合性

本文主要讨论劳动合同的附合性 ,产生根源 ,并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弊端 ,从而探索劳动合同的深层次本质 ,并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低工资立法问题

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除了让这部分农村转移人口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及各种社会保障外,相对于城市市民来说,在教育、文化、技能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来说,如何保护其劳动者权益,使其具备能够维持基本的个人及家庭生存经济条件,制定《劳动基准法》,完善并切实执行《最低工资规定》是当前化解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中的核心一环,必须引起劳动法学界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