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价值理路、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以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为例

劳动幸福观是对劳动价值的自我体认与情感认同,是劳动实践的动力之源与精神支撑,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基础性意义。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应坚持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实施路径上应形成以明确教学目标为先导、以优化教学内容为基础、以突出学生主体为根本、以改革教学评价为保障、以外化教学成果为支撑的系统化推进体系。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劳动幸福

乡村人民劳动幸福感的提升不但顺应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满足了乡村人民对日益增长美好的生活需要。通过对乡村人民进行奋斗的劳动幸福观、集体主义的劳动观、紧跟时代的劳动幸福观的教育来满足他们自身发展需要,展现乡村人民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要求,进而获取他们内心深处的满足感。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乡村人民的劳动幸福感,所以,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劳动幸福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而且对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劳动者素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劳动幸福与民生保障的共进和展望

劳动幸福是劳动人民通过劳动获得的深层次愉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有着具体的样态体现,旨在追求人民幸福。而民生保障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尽管方式不同,但二者联系紧密。劳动幸福推动民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最大化地实现劳动幸福,二者在脱贫攻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共同发挥着作用。未来要消除对劳动幸福的不利因素,坚持人民至上,补民生短板,努力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更离不开增进劳动幸福和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共同努力。

城市美好生活中劳动幸福权的三重维度

宜居宜业是人们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宜居宜业城市建设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劳动幸福权是良善社会的必备条件。劳动幸福权主要包括三重维度:从价值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城市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美好生活的人”存在的理想状态是获得劳动幸福权;从动力维度来看,不断增长的劳动幸福权是美好生活的发展动因,有助于推动美好生活意蕴深化;从实践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助推城市美好生活实现的具体途径。人们通过赢得劳动幸福权而获取自我价值认同,更好地发挥自身潜能,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探讨劳动幸福权与城市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对于践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时代使命要求,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时代劳动幸福论

劳动之于幸福的重要价值在于劳动为人的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丰富幸福的精神感受、拓展幸福维度、确证幸福实现方式。不同社会形态下劳动与幸福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从相互分离、相互对立逐渐走向相互促进的过程。新时代劳动幸福的成立,在于新时代消除了人的依赖性,建立了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为劳动幸福奠定了社会条件;弱化了物的依赖性而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使劳动成果真正成为通向幸福的物质条件;倡导劳动精神和创造性劳动等理念,赋予劳动以崇高、神圣、奉献等精神价值,使自由自觉的劳动贡献成为社会认可的幸福要素;倡导“德智体美劳”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克服片面劳动的局限,使劳动幸福有了全面发展的支撑。

劳动幸福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探析

共同富裕表征着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劳动幸福也是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对于人的本质的进一步确证,表征着人的属人性的丰富程度。两者具有深刻的辩证关系,劳动幸福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营造了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提供了自由的发展环境,共同富裕是劳动幸福的价值旨归,其所表征的劳动解放、人的解放和人类联合也是劳动幸福的追求目标,劳动幸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劳动幸福为价值指引,提升劳动内生动力、保障劳动公平正义、坚持劳动幸福和劳动自由。

基于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新时代大学生劳动幸福感提升研究

大学生劳动幸福感的获得与提升对于大学生劳动教育成效至关重要。文章基于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对福建中医药大学的447名在校生开展网上问卷调查,认为积极的劳动心理,个人需求的满足以及自觉自愿劳动是影响劳动幸福感获得的三个重要影响因子。重视劳动条件的满足,劳动创新,劳动过程积极的情绪体验以及正面价值的引导,对于大学生劳动幸福感提升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幸福观教育路径探究

劳动幸福观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在劳动中可以展现自己的类本质,并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和改造世界,激发出对幸福追求的坚定和超越的精神信念,进而将内在对幸福追求的精神信念落实到外在的劳动上,将理想提升为现实。大学生的劳动幸福观是指大学生对劳动幸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大学生的劳动幸福观教育是大学生劳动幸福观的诊断和修正。对大学生进行劳动幸福观教育,就是教育引导他们主张“因劳称义”,以劳动创造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信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信守“劳有所获”,形成劳动正义的机制体制,劳动付出与劳动回报合理、成比例;坚信“劳动本身具有幸福感”。那么,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教育、理论灌输与实践体验相互贯通、营造积极的劳动幸福育人环境是教育引导大学生崇尚诚实劳动进而从幸福与情怀的角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理解并践行科学的劳动幸福观的路径选择。

如何实现从劳动功利价值观到劳动幸福价值观的转变——基于6所高职院校学生劳动价值观现状调查的思考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劳动不仅有物质、经济等功利主义价值,还具有创造人、成就人的本体价值,人们理应在劳动中感到幸福,确立劳动幸福价值观。为实现从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到劳动幸福价值观的转变,要高度重视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联结作用,在劳动和人性、劳动和一切生活用品、劳动和自食其力之间建立联结;同时应充分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认识到劳动是幸福的唯一源泉,自觉参与劳动,感受劳动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树立劳动幸福价值观。

智能时代下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劳动幸福是主体通过劳动确证自身获得的精神与物质酬赏,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劳动不仅创造了幸福的物质条件,更使人成为人,使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得以展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异化劳动阻碍幸福的发生,只有处于自由劳动状态下的人才能实现幸福的复归。智能时代下,新的变化对劳动幸福提出新的挑战。对此,如何突破困境,解码智能时代下劳动幸福密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论的实现路径

劳动幸福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劳动幸福论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类幸福的深刻思考。然而,劳动的异化导致劳动成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劳动幸福难以实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劳动幸福有赖于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赓续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论,大力弘扬新时代奋斗幸福观。

新时代劳动幸福感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接续奋斗。立足于新时代劳动幸福感的科学内涵,探究新时代劳动幸福感的生成逻辑,发掘新时代劳动幸福感的时代价值,进而为培养劳动者劳动幸福感提供内容支撑、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撑,以促进人们从劳动幸福的角度积极投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及其对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阐述其对大学生的启示。通过对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剖析,以及对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所存问题的审视,阐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对大学生的重要启示,并强调了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念。研究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大学生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并深化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强化劳动意识培养和实践教育,以提升幸福感,推动自我实现,为大学生提供有益启示。这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推动社会向更为进步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视域下“三气”好青年培养探微

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不但阐明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而且还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提升、人的能力发展以及人的精神丰盈等价值指向。以尊崇劳动、热爱劳动、倡导创造劳动等劳动精神彰显其价值底色,成为培育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好青年的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基于此,以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为指引,立足于新征程中无比广阔的劳动实践舞台,从弘扬劳动精神、强化劳动实践淬炼、倡导创造性劳动等路径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培养好青年“三气”的实效性。

论社团监管之价值目标选择与优化——基于劳动幸福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价值观层面分析,现有的社团监管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二元对立的:监管和被监管。二元分离的价值范式会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既对现代公民的公共性培育十分不利,又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信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范式走向一元的价值共识。只有从价值目标定位的层面上双方达成一致,才会改变二元对立的价值范式。超越秩序本身以及隐藏在社团现象背后的价值目标实际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双方在本质上并不彼此矛盾和冲突,彼此不应该对立起来。追求人民福祉是双方的共同初心。超越个人奋斗的幸福需要纯粹公共性建构的幸福和仁爱公共性建构的幸福。两种公共性联合起来一致地最大限度地放大劳动幸福程度,才能使每个人的劳动幸福权得到最大化保障和实现。社团及其监管部门只有以放大劳动幸福程度为价值目标定位,才能彼此达成真诚的合作共识。只有在公共性建构的基础上,以劳动幸福权最大化保障为价值目标定位,才能消除社团监管中的二元对立价值范式。

以辩证思维深化劳动幸福研究——兼评何云峰教授的《劳动幸福论》

文章概括了"劳动幸福"理论在哲学本体论、价值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后提出,深化这一研究,需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论文认为,就我国现实而言,当前极需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劳动幸福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认为普遍的绝对的劳动幸福存在于一切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幸福之中,二者不可分离。劳动幸福的相对幸福感与普遍的绝对幸福感,是不可分离独立的。二是劳动幸福的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的辩证关系;认为劳动从谋生劳动向自由劳动的发展史是一个逐步推进逐步提升幸福感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谋生劳动是自由劳动之基。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就是谋生劳动反比例发展,自由劳动正比例发展。三是部分地区实现劳动幸福与全社会实现劳动幸福的辩证关系。认为整体和部分是有机联系。部分发展状况决定整体发展水平。而整体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部分。在全局中的局部地区和部门的劳动幸福是难以脱离全局和与其他局部的关联而孤立存在的。因此,帮助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帮助自己。三大关系涉及主体、时间,空间三大维度,论文在揭示其辩证内容之后,又阐释了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劳动幸福构筑社会主义精神--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何云峰教授访谈

何云峰教授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由于拥有哲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所以他的研究兴趣跨学科性特征明显,涉及哲学认识论、劳动哲学、社会管理和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最近10多年,他集中主要精力于对劳动幸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018年4月,他提出,要在劳动幸福基础上构筑社会主义精神,引起很多学者的共鸣。在他看来,劳动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精神。社会主义精神就是要保障人人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劳动幸福权。只有承认人人享有不可转让的劳动幸福权利,才能保障所有人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能够制度性地获得劳动幸福感。劳动幸福权的实现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尽到责任。良善社会治理应该保障人们的劳动幸福程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

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视角看劳动幸福问题

劳动幸福标示的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真正的劳动幸福是一种社会整体发展状态。劳动幸福在本质上展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的尊严。劳动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程度、人与劳动关系的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尊严得到实现的程度。劳动幸福问题与人的类本质、社会的良善治理以及人的劳动尊严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密切相关。获得劳动幸福的根本路径无疑是回归到跟人的类本质同一的自由劳动状态,让劳动既成为自愿的活动,也成为快乐的活动,让人有尊严地参与劳动,实现劳动幸福。

劳动幸福权:通过劳动创造兑现的人之初始权利

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的所有权利的源泉和基础,其他所有权利都是该权利的衍生和拓展。人的应有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解放权和尊严权等各种应有的权利都是通过劳动幸福权而得到解释和说明的。但是,法律并不能直接保护劳动幸福权,而只能将应有权利法定化,使其成为法定权利。所以,法律是规定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系统。法定权利是依据应有权利而明确的。而应有权利必须要有终极价值支撑,那就是劳动幸福权。这样,劳动幸福权不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事项,而是所有权利的总根源、总钥匙。劳动幸福权要基于"劳动确证人的类本质,克服各种异化,回归自由劳动,使人获得属人的属性"这样的人性假设基础才能加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和"只有自由劳动才是幸福的"假设必然推论出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初始权利,也是人人都拥有的通过自身努力去克服劳动消极因素从而发挥其积极因素的平等权利。

论劳动幸福权

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源和基础。人的所有权利都是劳动幸福权的具体化和展开,但不能同劳动幸福权相冲突。在劳动的本真意义上,幸福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劳动都应该展现幸福,区别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然而,在实然的情况中,劳动却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异化。劳动可能不仅无法展现人的类本质,反而成为压迫人、折磨人的事情,从而导致人不愿意劳动、厌恶劳动、逃避劳动。异化劳动损害了人的劳动幸福权。劳动是否异化的判断标准不是别的,最根本的判断依据是看劳动幸福权是否受到了损害。劳动幸福权是不同于劳动幸福观、劳动幸福感以及相关的劳动权、劳动权益等的概念。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劳动幸福权的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确立这样的观念:劳动幸福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也不单单是社会的事情,而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社会有责任健全整体的维护劳动幸福权的良好治理体系,个人更要努力奋斗,通过自身创造性诚实劳动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