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劳动者的用工关系认定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超龄劳动者就业现象也已经愈发普遍。但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对这类群体的就业行为进行专门法律规制,也没有明确将该类群体就业行为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围,因此对该类用工关系能否适用《劳动法》争议不断。对于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的认定,将直接影响着这类群体能否得法律保护。从超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出发,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用工关系有许多不同观点,比如劳动关系说、劳务关系说以及特殊劳动关系说等观点,且实践中的相关司法判例也是各持己方观点,在充分说理后给出不同的判决,由此可见,对于这类用工关系的认定存在着很多争议。

超龄劳动者再就业法律关系的法理阐释与认定构思——兼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6条

现行法规未明晰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法律关系,导致超龄劳动者再就业面临劳动权益保障缺失困境。2023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6条明确超龄劳动者再就业认定特殊劳动关系。比较法视野下,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主体资格的丧失。认定特殊劳动关系不仅符合“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现实需要,同样具有保护弱者并实现公平正义的法理基础,并能够与现行劳动法体系衔接。为更好实现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应明晰超龄劳动者再就业特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可以在特定劳动基准方面配套设立专门社会保险,以强化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变革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新形态,其特点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对生产资料的属性和运用方式产生根本性变革。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中的关键要素,其变革被认为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劳动者变革的必要性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关系的变迁,包括资产所有权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演化;二是生产技术革新,低门槛、高效益的新模式涌现;三是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要求劳动能力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这一过程要求劳动者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实现质的跃升。劳动者内部结构变化涵盖技能结构升级、主体地位提升、认知模式更新,劳动者外部结构面临着劳动协作方式互联互通、雇佣形式弹性化、劳动市场结构灵活配置的显著变革。鉴于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劳动者培养方向需适应此趋势,着重加强技术技能与提升认知能力,并在终身教育体系框架内激发创新意识和提升创新能力。

算法从属性: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之钥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并引发巨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关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观点各异,对于劳动从属性标准适用的认定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新兴技术条件下平台用工的非典型性给传统从属性考量因素带来挑战。算法从属性的提出为劳动从属性判断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劳动关系“三分法”下,算法从属性与第三类劳动者特性高度契合,建议将算法从属性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核心标准,形成平台用工案件新的司法逻辑,以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在信息安全问题频发的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在职场中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职场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导致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在行为处理边界、不当处理行为界定以及用人单位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实务困境。因此有必要通过确定“负面清单”和“时间上限”明确劳动者个人信息的处理范围,并通过完善告知同意规则防止处理范围的扩大。通过强化比例原则对处理目的、处理行为和处理方式的限制实现单位不当处理行为的界定。通过健全保护规则和完善责任认定明确用人单位的相关责任,实现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和救济。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三维探讨

纵观人类社会工业革命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伴随着劳动关系的改变,以人工智能为显著特征的数字经济亦对劳动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要素呈现出身份从属性弱化、主体资格性异化和报酬有偿性凸显的变化,具有非典型化、碎片化、模糊化和分层化的特征,并且面临着人机关系不明晰、社会保障不完善和职业结构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因此,应从坚持明确劳动者主体地位、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培育新型职业体系和统筹实现多方协同治理入手,引导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健康发展。

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发展

共享经济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由此产生了新的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并且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共享经济将改变劳动人员的劳动关系和报酬的支付形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也可以进行自由化选择。但这种多样化、灵活化、碎片化的用工模式却使得劳动关系的边界变得模糊,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将对共享经济形势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劳动者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发展进行简单的探索。

共享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认定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期劳动模式的影响,我国劳动法根据“从属性”来确定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身、经济和组织三种从属性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多元用工方式日趋流行,我国劳动法学界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现行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僵化,难以适应多元化用工方式,同案不同判情况比较突出,劳动者权利较难得到保障。所以,基于“共享”条件,建议推动劳动关系认定思路统一化,承认对第三类劳动者的保护,重视司法实践的作用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建立多元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等,更好地保障共享经济参与者的权益,推动共享经济的良性发展。

工会视域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路径探索与创新——以西安市外卖配送员为例

以新兴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济发展浪潮已然来临,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吸纳大量劳动就业,但也存在劳动用工不规范等问题。工会作为亿万职工的“娘家人”,有责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劳企和谐劳动关系构建。通过积极探索平台经济下工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实践,以西安市外卖配送员为例,对建会入会、劳动基准、算法管理、社会保险等进行分析,提出工会提质升级阶段发展新要求,从完善劳动基准、社会保险权益和发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优势等方面,探索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推动劳动关系“和谐号”行稳致远。

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是在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实践的丰富发展中形成和确立的,其内涵是在指导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当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为指导思想,分析我国劳动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思路。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积极老龄化为视域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又会影响社会发展。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特点,呈现复杂性。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超龄劳动者再就业现象日益普遍。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具有正当性,在与国内外立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本研究发现我国仍存在超龄就业者用工性质认定标准单一、硬性退休制度存在缺陷和当前的社保政策脱离我国社会背景的问题,对此,可通过包括明确超龄就业者用工性质认定标准、实行弹性退休和延迟退休制度和保障超龄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在内的措施进行完善,以保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

关于对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现状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型用工方式不断涌现,推动了劳动者灵活就业,与此同时引发的劳动纠纷也不容忽视。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劳动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深探的问题。目前司法实践的困境在于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是否适用于新形态下的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平台和平台从业者的权益如何保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聚焦于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现有问题,对比分析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司法适用,探索新形态下保障平台及平台从业者可能的实践性、可行性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时代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困境及对策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渗透社会各个领域。而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冲击与不确定性,使得现有的劳动法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陷入困境,包括主体资格存疑、冲击劳动基准体系、突破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充分发挥劳动法的作用,从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完善人工智能应用政策以及做好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旨在对法律制度与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相关问题奠定基础。

如何破局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从《方圆》记者采访的多起劳动者权益相关案件来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二分法的替代与进路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难以界定,实践中法院判决也不尽相同。平台用工关系究竟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未有定数。承揽合同不论其自身特性还是经历时代发展,都不能完全概括平台用工。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从属性标准亦有过时之处。很多学者认为在平台经济下从属性程度变弱,因而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基于对平台劳务提供者一方的保护,按照普通合同处理也似有不妥。故有了类劳动者的制度构想,但类劳动者是定海针还是银样镴枪头,结合实际来看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或者可以落地但收益未知。回归平台用工,在算法系统的裹挟下,劳工没有逃离剥削的现实。面对从属性标准的脱节,以解释论为优,立法论为次,扩充新的指标,为从属性理论注入时代的解释,是最为稳健的选择。

基于劳动关系视角:谈构建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自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基金收支规模及待遇水平不断提升,保障了劳动者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型产业涌现出与传统固定用工关系相区别的新型劳动关系。如何为这类人员构建相适应的职业意外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不完全劳动关系视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

依托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产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关注,套用“劳动关系认定”老问题和劳动关系权益保障老方法,或按照“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关系”新问题套用劳动关系权益保障老方法是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探索应该摒弃的思路。经验表明,只有在观念更新的前提下实行制度创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才可能得到切实保障。文章认为,基于传统路径依赖或按图索骥思路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策略存在原生的模糊性困境和对新问题回应的适配性局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一般性,但更需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需求保护的差异性,进而引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方式供给的特殊性考虑。实践中基于不完全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向,可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科学方向和探索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与劳动者所有权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分配关系不合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理论考察，本文试图探究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本质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机制。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劳动法实现机制

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尤其离不开劳动法相应机制予以促进和助力。但现行劳动法制度存在不足和短板,无法有效保障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现,应予以完善和优化。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直接掣肘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并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可着眼于劳动者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达龄前、达龄后与全过程的时间节点,体系化完善促进老龄化战略实现的劳动法机制。针对达龄前劳动者,应完善延迟退休制度,明确延迟退休年龄条件,确立自愿退休机制以及完善相关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以提升民众接受度和认同感,有效挖掘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针对达龄后劳动者,应强化其劳动权益保障力度,通过总结法官集体智慧,统一退休再就业用工关系属性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就业全过程的年龄歧视现象,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执法和能动司法等措施回应法律规制需求,并运用积极调控手段解决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提升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