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与劳动报酬份额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劳动报酬份额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中连接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纽带。本文基于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作用途径及税收征管对其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主要包含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效应、数字经济规模集聚效应与数字经济群众普及效应三个作用途径。税收征管对数字经济与劳动报酬份额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税收征管通过实现更公平的要素价格与更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来改善劳动者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处境。此外,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路径与税收征管的调节作用还会因产业性质与区域特征而异。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改进方向。

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下的劳动报酬份额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最终消费需求大小。本文在新古典分配模型基础上,讨论了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影响机制,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显著地降低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全球化对提高我国劳动所得影响不明显。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依据刘易斯"拐点"中对于保留收益的描述构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了对新的理论进行验证,实证研究不仅提出了用以解决资本存量问题的二阶加权差分计量方法,还加入了用于衡量劳动力保留收益水平和差距的新变量。稳健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均资本、生活成本对劳动报酬份额存在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数量对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符合模型预期。与此同时,福利分析指出,对于初次分配是否有利于劳动者不能仅以劳动报酬份额为标准,否则会产生误判。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趋势研究——基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呈下降趋势,且水平低下,但自2004年以来,已开始缓慢回升。这表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劳动力供给脱离了以往无限弹性的状态,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处于上升通道。本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预测得出,2020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会提升至55%左右,2025年会提升至60左右%,2030年会稳定在65%左右。要实现这一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无疑是提升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必要手段。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趋势研究——基于劳动对GDP的贡献预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而且水平低下。但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开始缓慢回升。那其上升的趋势如何呢?本文依据中国劳动对GDP的贡献预测得出,2015-2020年劳动报酬份额为57-62%,2021-2025年为72-77%。而要实现这一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无疑是提升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必要手段。

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本文在Aghion和Howit[1]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技术进步方程中,得出了竞争性均衡条件下劳动报酬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结论表明,经济发展同劳动报酬份额之间呈倒U型关系;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相较企业家精神微弱的经济拥有更高的劳动报酬份额。根据1987—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可知,在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与经济高速增长是同步进行的。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对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提升作用,这也表明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拓宽创业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都能有效抑制目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的趋势。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动态关联。劳动报酬相对于实际产出变动存在滞后效应,这使得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现阶段呈现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通货膨胀和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冲击,失业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改善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促进就业等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

劳动报酬份额和服务业比重的互动影响与均衡决定

劳动报酬份额和服务业比重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影响关系,须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对劳动报酬份额和服务业比重在理论上做出均衡决定。在劳动报酬份额是服务业比重的减函数情况下,社会分工深化、国内企业竞争力提高导致服务业比重提高而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劳动报酬份额是服务业比重的增函数情况下,社会分工深化、国内企业竞争力提高、技术"生产"部门扩大、劳动价格提高的影响小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且服务业比重下降。由于劳动报酬份额和服务业比重是相互影响的,旨在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政策和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政策必须统筹安排。

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适度水平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研究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必须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大背景——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下进行。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辽宁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对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推断,辽宁省在2010年左右开始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由于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辽宁省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文章依据辽宁省劳动报酬份额的VEC模型以及与国际比较预测得出,2010-2020年,辽宁劳动报酬份额水平会从48.66%提升到55%~60%。而要实现这一结果,则需要从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制度建设以及调整人口结构等方面入手。

寻求经济增长与成果共享平衡的发展政策——基于1996—2012年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6—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资本深化、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目前正处于曲线下降阶段。全球化使劳动报酬份额有所上升,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之间影响劳动报酬份额的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深化、进出口、产业结构等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寻求经济增长与成果共享平衡的发展政策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与方向。在具体举措上,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大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入,加强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高其与资本谈判过程中的谈判能力。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由于资本收入造成的不平等总比劳动收入造成的不平等更严重,学界普遍认为要素分配向劳动倾斜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2008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对于验证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有无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OECD中国资金流量表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与基尼系数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993~2015年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与基尼系数呈反向变化,说明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产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基于产业内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的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快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较大冲击。鉴于此,本文研究了产业智能化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基于生产任务的人工智能创新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智能化通过产业内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替代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新工作创造效应、资本积累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提高了劳动报酬份额。而且,产业智能化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和行业异质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就业扩张型的人工智能创新:建设更加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以促进人工智能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融合;加大技能培训投入,以促进技能劳动间的转岗就业。

“二元”所得税与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关系

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特征和阻碍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之一,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是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途径。使用实证方法计算了中国、美国、日本、墨西哥2004—2010年劳动报酬份额,通过横向、纵向比较,说明我国目前劳动报酬份额偏低的事实;使用理论模型阐述了要素价格与要素报酬份额的关系,提出可采用"二元"所得税制度调节劳动与资本的价格与供求,达到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的。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U型”演变两阶段的驱动因素研究与国际比较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十年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经历了先大幅下降、后大幅上升的“U型”演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乘法结构分解法与对数均值迪氏指数法(LMDI)相结合,构建了更为统一的因素分解框架,以剖析劳动报酬份额“U型”演变的成因。研究发现:“行业内部效应”是驱动我国经济整体劳动报酬份额“U型”变化的主导因素,多数行业自身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最终需求结构效应”和“生产链结构效应”的贡献次之,在前后两阶段均驱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但后一阶段作用明显减弱;“增加值率效应”在前后两个阶段均提高了经济整体的劳动报酬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数行业劳动报酬份额普遍呈现“U型”变化主要是受我国劳动力供给由松到紧的影响,多数行业的劳均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快慢关系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逆转。跨国比较研究显示,行业劳动报酬份额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存在“中国折价”,但该折价因素目前已趋于消失。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文献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转型的理解,为扩大内需和转变产业发展模式等提供参考借鉴。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60.57%下降到2010年的44%,降幅达到16个百分点。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完善的分配机制以及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只有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不断提高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

工资上涨能提升劳动报酬份额吗?——基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解释

基于要素替代理论研究工资上涨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的关系,发现在不同经济状态和发展时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不应单纯依赖增加工资。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劳动相对资本要素价格提升,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与劳动报酬份额的关系依赖于要素替代弹性水平。从实证角度出发,首先使用上市企业数据测算得到要素替代弹性的数值,检验了要素替代弹性对资本相对价格与劳动报酬份额关系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从Hicks提出的要素替代弹性概念内涵中发掘了理论模型,结合中国实证数据分析了要素替代弹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年至今中国要素替代弹性整体小于1且呈增长趋势,但部分行业存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形,在此状况下提高工资水平会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因此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带动劳动报酬份额提升,只有在劳动要素以技能工人为中心、产业结构以非资本密集型为核心的情况下,工资上涨才能拉动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上升。

论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份额问题

本文以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为着眼点，全面分析我国当前劳动报酬份额的现状．进而分析影响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因素。并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面来探究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相关对策。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差异分析

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分解,本文发现,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多个层面上存在差异效应。从三大区域来看,三大地区之间的劳动报酬份额差异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差异的主要方面,各区域内部差异明显小于区域间的差异;从三大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内部劳动报酬份额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计口径调整以前,第三产业内部差异远大于全国整体差异。但无论是哪个层面,这种差异均趋于缩小。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

快速的数字化进程正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冲击着要素报酬分配的公平性。文章基于WIOD数据库分析了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总投入显著降低了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且劳动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动及数字化投入所引致的工资率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国内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的主要机制;(2)区分投入来源后发现,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具有积极影响,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则带来消极影响;(3)技术性贸易措施(TBT措施)冲击了数字技术的引进,弱化了数字化总投入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则因TBT措施而得到强化。

我国部门间劳动报酬份额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2017和2018年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构建了考虑时点和个体在内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部门间劳动报酬份额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部门关联效应中的后向关联系数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2)部门自身效应中的中间进口替代因素和行业竞争度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化程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3)部门关联效应以及部门自身效应对部门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影响程度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