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风险测算及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来自机器学习的实证发现

本文以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复原劳动者的收入分布,分别使用方差风险刻画收入整体波动性,用偏度风险描述收入增长空间以及峰度风险评估极端收入可能性。研究发现,第一,流动人口承受的劳动收入风险具有显著的时变规律,在人口属性和工作特征维度的分布差距明显。第二,风险是决定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风险补偿在不同时期、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风险类别上展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三,风险产生了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总体上拉大了收入差距。方差和偏度风险放大了收入差距,而峰度风险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对于及时化解极端收入风险,稳定收入预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考虑劳动收入风险的多阶段投资组合研究

本文基于离散时间的均值-方差模型,系统研究劳动收入风险下的多阶段投资策略。在长期投资组合中考虑投资者所面临的劳动收入风险,构建含有劳动收入风险的多阶段均值-方差模型,并设计改进的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劳动收入风险的引入及变动对多阶段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的变动对多阶段资产配置具有复杂的影响。当劳动收入风险与风险资产相互独立及正相关时,随着劳动收入风险的增大,投资者会增加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当劳动收入与风险资产负相关时,随着劳动收入风险的增加,投资者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减少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婚姻状况与居民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将婚姻质量引入到婚姻状况与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研究之中,从财富积累、交易成本、劳动收入风险等角度实证检验婚姻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婚姻状态对于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婚姻会增强已婚女性的安全感,使得已婚女性比单身女性更愿意投资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二是婚姻质量显著影响居民金融投资偏好。其中,经济贡献满意度对已婚居民金融投资偏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务贡献满意度会降低已婚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率。由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到以下推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可以通过发展智能化、网络化、专业化的家政服务来提高居民家庭的家务贡献满意度,同时增加居民闲暇时间以及参与金融投资活动的时间,从而改变婚姻质量中家务贡献满意度和经济贡献满意度两个指标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影响的替代关系。为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家庭观的宣传和引导,鼓励理性婚姻,提倡家庭和睦,为提高居民婚姻质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将居民就业放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位置,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通过强化财政奖补支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加强制度规范建设等方式,促进家政服务业更高水平的发展;要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制度环境,为向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创造条件。

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研究综述

最优消费与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是金融学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扩展和延伸。本文将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文献按照完全市场和非完全市场的假设前提分为两大类进行回顾和总结,并重点介绍了国外学者研究劳动收入风险以及流动性约束对资产组合选择影响的最新成果,这对研究我国居民资产组合选择具有很大的启发。

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实证探测劳动收入风险对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系统考察背景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居民的健康状况和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