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视域下劳动新异化的逻辑批判与价值共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劳动方式和生产要素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今信息时代背景下,技术进步使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传统劳动方式与生产要素都发生了变革,资本在数字经济中虽隐于其表,但依然继承其剥削和奴役的本性。与此同时,全面的“数字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成为显性要素,使得劳动出现了新形态——数字劳动,并催生了数字经济中的劳动新异化。而这种异化使得数字劳动二重性既有传统的延续,又外延出新的界定。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世界改造社会新常态、构建竞争新秩序、赋能经济新动力的重要手段。准确把握劳动新异化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新特征及其影响,深刻认识其发展逻辑与趋势判断,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从劳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方式的“数字化颠覆”、对劳动时间的“无规制量化”、对劳动空间的“全景式监控”、对劳动主体的“多层次剥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性重构”,引发了深刻的劳动新异化。劳动新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的延展,其实质不过是数字平台技术在平台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应用效应,对其研究依然遵循资本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源上来说,实现从“平台资本奴役”到“数字劳动解放”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新异化的有效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及其防范

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可能引发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及资本家之间的四个劳动新异化危机。为防范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探索防范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的中国方案:坚持党对人工智能事业的全面领导;共有、共建、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坚持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共治;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在劳动中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化解新型劳资矛盾。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新异化危机”与劳动新解放论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所谓“劳动新异化危机”问题的热议。这包括劳动新异化的一般现象、人和科技之间主导权的位移、主体丧失的依赖性、人的能动性丧失等忧虑或危机感。究其一般源由,存在着有关人、科技、社会变化发展的特性及其互动等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理论为深刻认识人工智能的“劳动新异化”问题指明了方向。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制度问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逻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破除了资本逻辑,消除了劳动新异化的基本途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引领人工智能为最广大劳动者谋利,我国科技制度与科技伦理指引人工智能复归人的劳动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丰富科技精神,可使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劳动者的福音。

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通过使劳动力成为数字化商品、使直接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而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催生出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而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则导致劳动的新异化或新型的异化劳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与“售卖性情感劳动”、数字化生产系统的资本化与“主动性受迫劳动”、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资本化与“消费性免费劳动”、数字化监控技术的资本化与“全景式透明劳动”。这些劳动新异化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消除新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让其回归作为劳动工具的本质,成为服务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