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劳动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保障人权视角下的思考

劳动权保护制度的核心是权利及救济。完善我国劳动权保护制度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立法理念。以保障人权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强调劳动权是基本人权,将立法重点从界定权利和义务转为设定准则。二是完善法律体系。在个体劳动权保护方面,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职业安定、就业保障和劳动争议救济等方面的立法;在集体劳动权保护方面,进一步完善、健全劳动合同制。三是完善组织机构。可建立劳动赔偿委员会、国家工商监督部门和事故保险机构来负责劳动权、监督、财产保险等工作。

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劳动权保护的模式与政策选择

我国工会组织的一元化和雇主组织多元化的现状客观上背离了劳资组织权对等的法律原则,在金融危机肆虐、劳资关系紧张之时,上述不利于劳动权保护的制度缺失更为凸显。为保证我国缺乏谈判能力的低薪工人的经济利益,必须对其提供倾斜性法律保护,并为这些倾斜性权利的实现积极创造条件。为此,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创新全球化进程中劳动权保护的模式和政策,推动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未决羁押者劳动权保护的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

当前我国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状况整体上不容乐观:劳动自愿性未得到充分保障;职业选择权行使不充分;劳动项目仅限于简单的手工活;安全事故偶有发生;超时劳动和超强度劳动现象存在;职业技术培训匮乏;劳动报酬比例很低;看守所对劳动收益的使用不够规范和公开。观念、立法和经费的不到位是其三大致因。为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提升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水平。

企业并购中劳动者劳动权的国家权力保护

要在企业并购中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得到实质保护,必须强化国家权力,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构建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对劳动者劳动权的全面综合保护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确定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劳动权保护的程度和范围,规制并购中用人单位的基本行为,对留用劳动者与并购后的新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规定。发挥政府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的行政职能,加大对企业并购过程中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健全和完善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以保障劳动者劳动权为核心的市场规则和公共政策。劳动者在企业并购过程进行权利救济的司法实践中面临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案件执行难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等途径予以解决,同时赋予法院监督审查权。

在涉外劳动合同中依法保护劳动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劳动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报酬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宪法、劳动法或其它法律中体现了对劳动权的保护。然而,由于保护的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条件不同等,不可避免地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就劳动权的问题发生冲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劳务出口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大量增加,涉外劳动合同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根据我国有关劳动权保护的规定,参照国际条约和惯例。

探究我国在校大学生劳动权的保护

我国目前全日制在校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时通常被当成廉价劳动力，这已成了企业用人的“潜规则”。本文通过论述在校大学生享有劳动权的法理依据，剖析我国在校大学生劳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借鉴国外对大学生劳动权的保护方式，完善我国实体法及与相关的司法解释，加强程序上对大学生劳动权的保障力度，杜绝校大学生劳动权被侵犯的现象。

老年人劳动权保护势在必行

在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如何让老年人能轻松搭上“数字快车”,满足老年人继续贡献社会的愿望,需要企事业单位提供“适老化”劳动保障措施,让老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权的保护

《劳动合同法》已经于2007年6月获得通过和颁布,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动合同制度的法律。《劳动合同法》不仅建立了一些新的保障劳动权的制度,而且对《劳动法》中的某些相关制度进行了调整,它的颁布使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权保护更加完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其最大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劳动合同立法来保障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

竞业禁止制度的法益衡量——商业秘密权与劳动权的冲突和协调

竞业禁止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保护商业秘密和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通常被用人单位用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措施同时也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对于这样的利益冲突,在我国竞业禁止制度完善过程中,应着力解决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权与劳动者择业自由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平衡二者的利益,以实现竞业禁止制度的价值目标。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的障碍——从劳动权实现的角度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其是工作自由权和职业保障权、原权和救济权、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的结合,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地体现。我国是该公约缔约国,虽在劳动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在劳动权平等、集体劳动权的保障以及司法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国应在立法、执法、诉讼制度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

退休后再就业劳动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及制度回应——以积极老龄化为视域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新一代老年群体综合素质的提升,老年人的价值作用日益受到关注,退休后再就业现象在我国呈现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基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及公民劳动权本身的法权建构分析,退休后再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成为我国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背景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在短期内,应立足现行立法框架下探索对该群体劳动权益的最大化保护;从长远看,应回应社会关切和时代需求,立足劳动法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扩宽劳动立法主体范围,增强劳动立法的灵活性,梳理重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基本立法之间的关系,消解立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劳动制度立法适应新形势要求,充分发挥法的指引与规范作用路径的理性选择。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对劳动权的保护

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具体表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权内容的调整;二是政府机构的变动;三是政府职权的运行模式之改革与创新。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的核心作用始终是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保护劳动权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因此,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时应加强对劳动权的保护。

劳动权的规范构造及其第三人效力——再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伤概不负责”的批复

宪法上的劳动权有着复杂的规范构造，它以职业自由为基础，以国家保护义务为核心，并以国家给付义务为外围。这种规范构造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劳动权第三人效力的理解不宜一概而论。劳动权的核心是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在这个方面它很难产生所谓的第三人效力，只有在职业自由方面才有产生第三人效力的可能。当事人在劳动契约中约定“工伤概不负责任”，此种约定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雇主违反了劳动保护的义务，而是因为雇主过度限制了雇工的生命健康权；不是基于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而是基于生命健康权的第三人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选择在劳动保护的角度来展开论证，恰恰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所涉及的真正宪法问题，且造成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亦可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误解。

金大中总统的访美成果和今后课题

金大中总统的美国之行，为韩国经济重新飞跃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发展韩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韩美两国首脑通过会谈，就有关签定双边投资协议、恢复美国海外民间投资公司（ＯＰＩＣ）对韩国投资的保证、签定韩美航空协定、第二次资金支援意向的再确认、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