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劳动流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促进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引致经济学经典理论所预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乡—城单向劳动流动是一种"半自由式"的流动:城市欢迎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排斥作为"新居民"的进城者。农民工在城市创造财富,但要以农村的承包地替代城市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以乡补城"。

台湾的产业变迁与劳动流动:1985~2005

台湾“经济奇迹”式的发展经验,主要特色是台湾劳动力优势的充份开发,劳力密集产业的高度发展;再经工业化的过程,使传统的劳力密集的产业型态,转变为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更扩大了经济成长的效果;近年来则又呈现出服务业比例大增的状况。本研究利用台湾官方资料与“社会变迁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以描绘出1985年、1995年与2005年,台湾产业变迁与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情形,并藉此检视双元经济理论与双元劳力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台湾劳动流动的模式、性别差异与年龄特征

根据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的行、职业的结构曾有明显改变。虽然劳力市场区隔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劳动力的动向,但若一并观察工作结构的变迁,方能得到更为完整的说明。此外,两性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在过去二十年间有“逐渐趋同”的现象;而在不同年龄层劳工方面,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差异则是扩大的,年长劳动力的流动愈趋不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要素流动与国内价值链循环

利用中国多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省份间的两两配对,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省际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抑制了国内价值链循环。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省份间更大;相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业的抑制效果更强;对南北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北方区域内部更为突出。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市场、创新以及成本机制对国内价值链循环产生抑制效应。最后,省际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弱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抑制作用。研究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思路。

“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

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制定了差异化的就业政策,不少地区基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等方面的考虑,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本文在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流动特征,使用2005年、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低技能排斥”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阻碍更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本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二,“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造成GDP损失。第三,全面破除“低技能排斥”,充分发挥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将显著缩小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技能歧视,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流动能够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吗?——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的证据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劳动力流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基于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劳动力流动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能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这主要来源于土地过度配置时农户劳动力流动,而土地配置不足时这一效应消失。机制检验证实,劳动力流动通过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机制,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未发现资本回流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应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和加快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而同步转化,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掣肘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2020年我国31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动态面板模型(SYS-GMM)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运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劳动力流动为门槛变量,分析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而经济增长抑制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受到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劳动力流动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后,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抑制作用将得到缓解。

教育机会公平对劳动力流入地选择的影响--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造城市层面的教育机会公平衡量指标,并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以及相关城市特征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教育机会公平如何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研究发现,不同城市间教育机会公平的差异是影响劳动力流入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劳动力倾向于流入教育机会公平程度高的城市,但这一偏好会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而减弱。进一步分析表明,教育机会公平对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存在明显的个体特征异质性,高教育水平、新生代、具有正规就业身份和已婚的劳动力群体更看重地区教育机会公平程度。文章结论对如何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优化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易地搬迁、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农地转出--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农户迁出区的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利用方式不仅影响农户生计选择和脱贫质量,也影响迁出区农业产业集约化进程。利用陕南和陕北两市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Tobit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参与搬迁及搬迁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并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易地搬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调查地所有样本农户农地转出率整体偏低,约为18.1%,其中搬迁户中农地转出农户比例约为21.3%,高于非搬迁户。②参与搬迁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农地转出的概率,增加其农地转出的面积,而且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家庭生计策略加速向非农化转移,间接推动做出农地转出决策。因此易地搬迁除了通过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务农成本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外,还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生计策略和劳动力投入分配的调整,间接影响农地转出决策。③当仅考虑搬迁农户的搬迁特征时,政府主导的集中安置、新时期搬迁农户与分散安置户、2010年以前搬迁户相比,参与转出的概率更低,政府对于搬迁户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发挥有限。

数字金融、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共同富裕

路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要素能否作为数字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基于2011一2020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探讨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及数字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①我国各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极化现象,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的同时还存在平衡效应。②阻止当地劳动力外泄和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是数字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路径选择。③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市场化程度可以有效阻止劳动力外泄和促进高素质人才流入,基于调节中介模型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市场化可有效调节共同富裕进程。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引导劳动力双向流动是数字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新路径,高质量“双化”环境可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剂。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劳动力流动健康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3.76亿人,“流动中国”格局已然形成。健康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决策,流动对劳动力健康也产生广泛影响。一方面,流动者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在流入地生活和工作环境较差、社会融入感不强,其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流动者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从低收入就业岗位向高收入就业岗位转移,增进了个人资源积累,可以对健康资本进行更多投资。中国劳动力发生流动行为后的健康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引起流动者健康改善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劳动力短期和长期流动是否存在传统的“流行病学悖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构建包括收入、流动决策和健康的理论分析框架,解析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健康效应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如果流动者的健康投入效应大于其他产品投入带来的潜在负向效应,则劳动力流动行为对健康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CFPS2014-2018年面板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健康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有着显著的健康促进效应,在剔除劳动力自我选择效应后结果依然稳健;分异估计表明具有农业户籍、流入高收入地区和优质医疗资源集聚区,劳动力流动的健康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影响流动劳动力健康效应的主要机制是收入水平、社会资本以及在流入地获得的医疗资源;动态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虽然存在短期“流行病学悖论”现象,但劳动力流动长期健康效应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持续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或许是一种改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有效方式。因此,应增加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劳动力社会流动的机会,进而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促进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居民的深度融合,提升流动劳动力医疗服务需求的平等程度和满足程度,赋予其与本地劳动力同等的参与权和保障权,通过恰当的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激励用人单位提升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从而稳定和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以及城市适应性。

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分析

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运用相对收入剥夺指数动态测度农户收入差距,实证分析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且对低收入和女性群体的影响更加明显,处理内生性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看,家庭老年照料通过影响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表现为限制其劳动力流动距离和降低就业稳定性,间接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同时社会照料的互补功能可以较好地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为此提出了要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新模式、增加就近的工资性受雇机会以及制定差异化农村养老方案等建议,以减轻家庭老年照料负担和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城市产业多样化与劳动力流动

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实证研究产业多样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具体效应。结果表明:(1)产业多样化对劳动力流动表现出“U型”影响。当产业多样化低于门槛值时,随着产业多样化增加,该城市对劳动力流向选择的吸引力减少;当产业多样化高于门槛值时,其增加会促进劳动力流入。(2)机制分析发现,产业多样化可能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生态文明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动。(3)异质性分析发现,迁移成本低的劳动力对产业多样化更加敏感,超大型城市流动的劳动力更容易受到产业多样化对其流向选择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塑造核心产业与多元产业共同引航的发展生态,促进人才在区域内合理流动。

超国家福利边界的演化:欧盟流动劳动力社会保障协调制度的“效”与“限”

欧盟流动劳动力社会保障协调制度运行60余年,学界对其先进性已有共识。但本文在梳理欧盟社会保障协调制度在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家庭福利项目上的具体制度安排后发现,三个项目在可获得性、可携带性、可输出性指标上差异较大,且流动劳动力群体内部存在福利分层,欧盟层面宣扬的“非歧视”“平等待遇”等目标未能有效实现。进而,本文运用福利边界理论解释造成欧盟协调制度有限性的根本原因,认为多层权力结构和嵌套式公民身份形成欧盟超国家福利边界的“叠层式”样态,“叠层式”特质表现为超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对福利国家福利边界渗透的有限性以及复杂制度网络的多重削弱性等,最终导致欧盟对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只能达成有限协调,无法完全实现其超国家性目标。

平台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的载体,研究平台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对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发展平台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台经济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本对平台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正向调节的作用;平台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溢出性。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发展平台经济的相应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城市化进程。而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改善农村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和动态。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动态,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联,并通过松阳县农村劳动力流动实例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实证支持与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2017—2019年CHFS微观家庭数据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劳动力流动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从共同和富裕2个维度测度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基于熵值法赋权的A-F方法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流动水平每增加1%,共同富裕水平增加1.05%,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共同富裕水平;(2)劳动力在市际间的流动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在县域内的流动,而劳动力在省际的流动对共同富裕水平呈负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的距离不同,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基于研究结论,得出应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人口流动均衡发展的政策启示。

社会保障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在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源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劳动者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和医疗保障,还促进工作满意度和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就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然而,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财务可持续性、制度不公平和信息传递等问题。此外,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和救助、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以及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为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源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