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再探讨——1970年代河北一个生产队的例证

1970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具体分配措施中的实物报酬比例确实与农户劳动投入(出勤)有高度的相关性,按劳分粮比例过低抑制了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受工分制中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不分粮这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约束,农户会追求一定程度的高出勤率,但高出勤率却不一定意味着强劳动激励。

从劳动激励与监督机制看劳资关系

劳动激励与监督机制显示,在"资本雇佣劳动"体制下,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模式,市场机制总是使得资本在对劳动的关系上趋于强势。改变这种格局的必然逻辑是资本的权力应当得到抑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模式应当得到修正。

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

本文运用政府文献分析法,对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消费制度的转型及其逻辑进行了宏观分析。本文认为,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国家对消费的制度安排,同劳动激励的方式和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关系的变化,又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不难辨认出国家在居民消费生活和劳动激励上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由争辩到激励:劳动价值论研究思路的转变

以“是不是生产性劳动 ,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大讨论 ,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实践上却有必要进行反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应该转变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思路 ,充分发掘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激励理论 。

地区劳动力市场晋升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地区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引发的锦标赛效应的驱动之下,公司CEO可能为了提升其在地区劳动力市场晋升的机会,而故意掩饰公司的坏消息,进而可能会提高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运用2006—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晋升激励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晋升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为高管地区劳动力市场晋升激励影响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供重要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劳动者激励思想探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对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行了诸多思考,凝结成了其有关劳动者激励的思想。毛泽东劳动者激励思想坚持人民主体性;注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注重内在激励。这些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今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仍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增加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与社会主义创新激励的两重来源

由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共同组成的增加价值体现了劳动者个人、当前利益与整体、长远利益的结合,构成了劳动者的完全利益。虽然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生产目的上有所差异,但从整体来看社会主义生产以提升劳动者完全利益为目标。增加价值生产存在绝对增加价值和相对增加价值两种生产方法,分别对应由活劳动投入导致的价值增加以及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超额增加价值生产。与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超额剩余价值作为创新激励的唯一来源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新激励存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以及劳动致富双重激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展企业技术创新的群众运动是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

法律政策调整之于罪犯劳动改造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自2012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减刑假释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罪犯切身的改造利益，导致了部分罪犯劳动积极性受挫。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法律政策调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影响，继而探寻加强劳动改造激励、提升罪犯劳动积极性的路径，以期对新形势下增强劳动改造效能有所裨益。

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中国特色及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本文认为,华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却拥有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推行着以全员持有虚拟股权的集体劳动激励制度,并共同分享企业剩余的分配方式这一现象,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基础。为此,本文首先提出,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民营企业的特点:一是实施了全员持股,并通过工会联合持有股权,员工以虚拟股权形式分享企业利润的途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激励;二是在全员持股实践过程中推行了多元分层、有机系统的劳动激励形式,即依次对技术劳动、管理劳动、运营劳动三个层面进行整体激励的同时,也分层进行重点激励。其次,认为华为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劳动激励所形成的吸入机制、集体机制、累积机制及退出机制在其运行和作用过程中,也相应形成了企业创新力。其中,员工持股制度使企业人才吸入机制更有效,从而形成对创新劳动的较强吸引力;员工持股制度促进了企业创新集体劳动机制的生成,进而推进了企业的集体创新力;员工持股制度还发展了企业创新劳动的累积机制,从而保持着企业创新的持续力。此外,华为员工持股制度所具有的退出机制,保证了企业创新发展的代谢力,这四种力量共同促进了企业创新力,推动了华为企业不断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