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的法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由于立法滞后等原因,我国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陷入很大困境,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劳动者缺乏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劳资权利严重失衡。事实上,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实质没有改变,劳动者与平台的从属关系、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监管考核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都没有改变,现行劳动法律制度仍具有适用性。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的主要路径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对从业者的劳动保护,充分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未来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点仍然是,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研究——以劳动者保护展开

近代社会通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实现了近代社会进步的正义。然而,近代社会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平等自由,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演变成一种"新的身份"——强势和弱势主体,这种新型的身份关系的出现,使得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倒转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基于强势和弱势主体地位的认识,决定了对弱势主体"倾斜保护原则"的必然产生,而"倾斜保护原则"正在实现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劳动关系的人身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性特点,使得表面的、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形成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强势和弱势主体之分,这就应该以"倾斜保护原则"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处理好从自由到平等的转换,进而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

我国经济性裁员中的劳动者保护探析

经济性裁员作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之一,其制度设计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为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利益,但为了防止该制度被用人单位滥用,保护劳动者在经济性裁员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法律为劳动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现今世界金融危机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强调对经济裁员中劳动者的保护就更为必要了。本文在对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关于经济性裁员的劳动者保护方面的规定加以解读的基础之上,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的比较,寻求我国经济性裁员中劳动者保护的可完善之处。

国家劳动者保护与企业雇佣规模扭曲——基于世行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库

劳动者保护是当代社会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家层面的劳动者保护法律法规制度贯穿招聘、培训和解聘各个流程,产生不同的摩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雇佣行为。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的跨国数据,文章对国家层面的劳动者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与企业最优雇佣规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一国劳动者保护水平越高,该国企业雇佣规模扭曲的程度越高;而政府持股的企业这种现象会明显降低。与长期雇员保护相关的制度更容易引起雇佣不足,与临时雇员保护相关的制度则与雇佣过度明显相关。

中美劳动者保护立法的模式比较及思考

美国与我国的法律制度都强调保障劳动者的权利,限制雇主滥用其支配地位。但是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在实行雇佣自由的同时强调禁止雇佣歧视;而我国则强调提高解雇保护以稳定劳动关系。相比之下,美国的法律制度更有利于劳动关系和谐。我国今后立法可以借鉴美国当前法律制度,在加强反歧视立法的同时放宽解雇保护。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者保护

分享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经济已成为解决劳动就业的重要领域。同时也必须看到,分享经济下的劳动者进一步被边缘化,在劳动保护中面临诸多问题,如劳动者的法律责任加重、劳动者收益相对下降、保护劳动者的制度供给不充分等等。本文认为,分享经济下实现劳动者保护的关键是引入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既是指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理念,也是劳动关系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理念和世界劳动关系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有利于分享经济的持续发展。共享理念在分享经济中的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国家通过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共享;二是通过对分享平台的劳动用工实施分类管理以及落实劳动者参与来建立微观层面的共享。

共享经济下新就业形态的日本法律规制和劳动者保护

在共享经济及随之而生的新就业形态虽然受到广泛关注,但其与传统经济模式及传统业态的区别和联系尚未得到系统梳理。本文按照相关业态产生顺序整理了日本各个行业中已有的共享经济相关业态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并从劳动法的角度对共享经济下的新业态进行了分解重构,将其整理为以提交劳务给付成果代替提交劳务给付本身,进而规避雇主责任的"二者间关系",以及在劳资双方当事人之间引入第三方代为承担雇主责任的"三者间关系",并就两种情况下的当事人关系等进行了探讨。针对上述问题,日本现行法律法规主要从扩张雇主责任及明确个别法和集体法上的劳动者认定基准的方法进行应对。同时,针对当事人在特定就业条件下有权选择合同形态之现象;无法区分主业和副业,雇主责任难以明确之现象;工作时间越短,绩效评估越高,从而导致对工作时间要素的评价两极分化之现象等现有劳动法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对劳动者认定标准及劳动法规制范围进行重新审视,以立法、修法的手段加以解决。

从“富士康事件”看劳动者保护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一直被光环所笼罩。然而从今年年初到五月短短几个月时间的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却将它推到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然而他们在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的关注与保障却未能得到城市的足够重视，精神文化的健康又被只追求效益的企业所忽视，同时这个特殊群体本身的脆弱性也使得他们容易出现偏激想法。为了保障城市的良好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劳动者必须要强化自身的心理素质，提高抵抗压力的能力；社会必须要加大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力度，确保公共服务可以惠及他们；企业必须跳出经济效益的狭隘视野，注重人文理念的建立和实施，改善物质待遇的同时关注员工的精神家园，使员工可以有尊严地劳动，体面地生活。只有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才能真正完善对劳动者的保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劳动者保护法律体系中公司法的限度

劳动者保护对公司组织法和行为法的渗透都只是作为一种监督机制,而且是基于局部利益的监督,不可能成为公司法的主流。公司法上最普通的资本关系——持股仍然不能满足劳动者保护的需要。唯一能够提供理论依据的就是特别股制度,即将职工的股权设置为区别于非职工的其他股东的股权,或者增强其对董事或监事选举的表决力,或者直接将这种股权配置一定数量或比例的董事、监事名额。如果能够建立起劳动者与公司之间如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本关系,则不仅劳动者的公司法保护基础更充分,而且保护机制也更全面。公司法或企业法中的劳动者保护必须纳入公司组织法和行为法框架中,否则公司法或企业法就失去了作为独立于劳动法的法律规范的价值。

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保护的长效机制——对我区农村劳动用工管理工作的调查

2007年和2008年，我区以乡、村的小砖窖、小煤矿、小矿山、小作坊等为重点，开展了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对此，内蒙古劳动保障监察总队进行了专门调研。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以J市2023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实践为样本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就业制度、就业方式、就业理念快速变化,出现了大量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有效扩大了就业渠道,发挥了显著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另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方式与传统就业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笔者对J市2023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实践进行摸底调研,并通过现场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部分企业、劳动者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缴纳、工资收入、休息休假、职业伤害保障等方面实际情况,摸清劳资双方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看法、诉求,结合线上文献研究,探寻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具体问题以及本质原因,提出一些可行性较强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与之相关的宏观决策提供有效数据参考和支撑,合力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如何破局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从《方圆》记者采访的多起劳动者权益相关案件来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

平台经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概念应运而生。新就业形态在用工关系与司法认定上特点鲜明,与传统的就业形态存在部分区别,其中,在用工劳动关系上,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新特征,更多地体现在雇佣关系、服务需求、竞争状态上。基于此背景,对平台经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提出应完善立法制度、健全社保制度、建立责任制度、强化监督管理等路径。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数智时代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并不断衍生出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用工特征的新就业形态,产生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业态职业,与传统就业相比,新业态用工呈现去雇主化和多雇主化等特征,对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短板问题也日益凸显,面临诸如收入不稳定、职业风险高、保障体系不完善和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低等困境,成为制约新业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必须牢固树立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核心是劳动者权益保护而不是劳动权益保护的理念,代之以传统劳动权益保障将重心放在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上,进一步完善对新业态劳动者社会支持体系,强化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心理健康服务,重视对新业态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强化对新业态劳动者的要素资源倾斜,不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效能,切实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感和幸福感。

劳动者权益保护程度与工业企业绩效关系探究

为了实现有利于共同富裕目的的企业发展,文章以当地平均薪酬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量化劳动者权益保护程度,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最低工资规定》下发为契机,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断点回归法(RD)考察劳动者权益保护程度对工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认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程度与工业企业的绩效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文章研究结论有利于丰富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理论,有助于政府预判颁布最低工资标准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

平台用工中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探析

数字时代的到来,平台用工已成为劳动者新就业模式之一。平台用工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劳动者分散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体现了去集体化、去权力化的特征,具有劳动时间灵活、劳动方式便捷等优点,但同时亦存在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算法自动化决策弊端突出、平台侵害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权利保障制度缺失等问题。针对平台用工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规范算法运行,加强算法备案审查;加强劳动者监察制度,扩大劳动监察范围;明确个人信息分段管理,加强劳动者信息权利保护;明确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通过这些规制方法保障平台用工中劳动者权利。

民事检察视角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保障劳动者权益是检察机关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民事检察赋能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力度日益强化,但检察机关尚需进一步丰富完善案源识别机制、案件调核机制、业务指导机制、一体办案机制、外联协作机制,唯各项机制的完善,才能提升民事检察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效性。

劳务派遣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

近年来,我国通过劳务派遣方式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数量不断增长,因劳务派遣而发生的侵犯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纠纷层出不穷,不少企业甚至将劳务派遣作为规避劳动法上雇主责任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为此,有必要点检《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理顺劳务派遣中的三方法律关系,明确派遣单位与受派单位的责任、义务及劳动者的权利,加强对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职场智能监控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之边界

职场智能监控以攫取劳动者个人信息为前提,以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为结果,同时又以持续攫取劳动者个人信息作为继续精准高效运转的保障。然而用人单位运用智能监控的管理权益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利益之间的冲突未决,导致诸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用人单位往往以智能化管理为名,行侵犯个人信息之实;而劳动者则因智能监控技术滥用与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导致其被操纵风险不断加大。在微观层面上,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告知同意规则在从属性劳动关系背景下已逐步异化;同时立法层面缺乏针对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关注与救济。因此,亟待确定用人单位使用职场智能监控的基本原则与规则,以确立职场智能监控尺度并厘清其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边界,并构建一系列配套措施以确保用人单位管理权益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利益之平衡。

平台用工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基于湖北某地外卖骑手的调查

当今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平台新型用工方式悄然兴起,其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员,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种新型就业模式的灵活性和弱从属性等特点,以传统认定标准难以简单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相关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愈加凸显。对于突破平台劳动者权益保护困境的路径选择,劳动法学界产生了热烈讨论。本文基于湖北某地平台用工的三个主要特点及其劳动权益保障面临的难题,结合当前学界主要观点,提出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加快建立行业工会和集体协商机制、调整社会保障机制和强化政府责任等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