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劳动者同工同酬问题探究——以退休再就业人员为例

同工同酬权是劳动者之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之劳动权益的实现休戚相关,但在新时期劳动关系多元化背景下,我国现行劳动立法的滞后使得以退休再就业为代表的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劳动者同工同酬权规制处于缺失状态。面对非标准劳动者的特殊性,同工同酬权保护应该何去何从,是劳动法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破解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难题的路径思考

在劳务派遣制度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被派遣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不少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制度的主要原因。为了在不断利用与发展劳务派遣制度的同时,实现同工同权,同工同酬的目标,有关部门需要通过明确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的连带责任、灵活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明确派遣单位的法律义务、加重派遣单位法律责任等方面破解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法律难题。

一部促进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谈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是《劳动法》中规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许多用人单位并没有实现同工同酬。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最佳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去年,我校经济系蒋学模、伍柏麟,王爱珠教授共同主持、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的“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课,多次研讨过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下面一组文章,就是部分参加者的学习体会。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意见很不统一,刊登出来,供大家比较参考。

成都市启动新一轮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城乡劳动者同等享受社保待遇

深化统筹城乡社保制度改革新政出台农民工综合社保的历史使命全面完成城乡社会保险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劳动者与农业新质生产力

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亟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重要的新型引擎,通过完善农村数智基础环境、重构乡村要素配置以及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途径,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此过程中的劳动者角色尤为关键,劳动者不仅是新技术、新模式的直接承载者和实践者,更是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主体力量。通过促进数据整合以优化人力资本、创新教育体制来强化劳动者再培养、保障劳动者权益以吸引社会资本流入、培育创新人才以促进科技成果转换、加强人机协作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培育并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更加智能、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稳步踏上农业强国之路。

资本控制下现代技术的本质与劳动者的异化

在资本的控制下,现代技术本质上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完成的形而上学”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技术同时作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契合资本的增殖逻辑,既帮助资本支配劳动过程,又帮助资本支配劳动者的思想。资本利用现代技术对劳动者进行的双重支配,导致劳动者的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和休闲活动中,而且体现在艺术活动中。消除现代技术造成的普遍异化,首要的是必须厘清消除现代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和发展现代技术,用增进劳动者福祉的现代技术去超越被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技术。

平台劳动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实现路径的公私法协同

平台劳动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是解决平台劳动者“困在系统里”问题的必要路径。该权利作为宪法个人信息权权利束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宪法基本权利的实现密切相关。该权利具有双重功能,主观防御功能在于保障平台用工自动化决策的私法自治,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要求国家对平台用工自动化决策进行积极干预。相应地,该权利的实现需要私法与公法的协调配合。在私法视野下,平台劳动者以请求权的方式行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权利行使须满足“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对平台劳动者权益有“重大影响”两项要件,从而达到拒绝完全自动化决策、获得人工干预的法律效果,此路径注重平台劳动者个人层面的权益影响或损害救济。在公法视野下,主要通过有意义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评估与人工监控来规制自动化决策信息不对称风险及平台劳动者生命健康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被侵害的风险,此路径注重平台劳动者整体层面的风险预防。

平台劳动者数据财产权的正当性及规范构造

作为数据来源者的平台劳动者能否享有数据财产权,事关其财产权益保障、数据基础制度完善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根据劳动赋权理论和数据制度公平的要求,以及出于维护人格完整性和个人信息财产权益的需要,平台劳动者应享有数据财产权。平台劳动者数据财产权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三项权能,难以归入民法典财产权体系。因此,需要在立法上为平台劳动者创设一项名为数据财产权的新型权利,并构建法定债权规则使平台劳动者有权请求数据处理者给付法定金钱对价;构建数据访问规则保障平台劳动者查阅、复制和使用数据;设立谦抑性的数据删除和转移规则,确保平台劳动者可以在法定情形下删除或转移数据。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贵州省超龄劳动者就业制度保障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贵州省缺乏适龄劳动者的问题也日益突 出。不论是从社会需要还是家庭需要出发,超龄劳动者就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但超龄劳动者再就业的过程中缺乏法律制 度保障,其就业权益得不到完整保护。针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就业保障的现实困境,在国家提出积极老龄化的背景 下,亟须通过制度上的完善,通过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打破劳动关系认定对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限制,化解超龄劳动者 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困境,给予超龄劳动者全面完善的保护。

承德市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承德市新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问卷调查报告

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支付普及迅速,平台经济发展迅猛,外卖送餐、快递配送、网约车等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逐渐增多,成为新业态从业者。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以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月收入、是否缴纳社会保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被克扣劳动报酬等指标作为自变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是否被克扣劳动报酬、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等因素对新业态从业者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影响,而且新业态就业人员面临工作时间长、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水平低、平台企业以扣罚工资代替管理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建议从明确劳动关系、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方面入手,使新业态就业人员权益得到保障。

数字经济视角下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路径研究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迅猛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还对传统就业结构、就业形态以及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经济视角下,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价值审视分为经济、社会、个体三个层面,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基本途径。但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高质量就业还存在就业结构性突出、劳动者权益受损、数字技能人才匮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劳动力转岗提质;增强就业稳定性,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构建多层次培养体系。

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就业焦虑情绪也随着AIGC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快速传播。本文从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切入,指出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数字生产资料都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物。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出现技术异化,这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就业焦虑的根源。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需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要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创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和建立AIGC领域共享性财富积累机制等方面进行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劳”问题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大量蕴含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就业形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与工资薪酬的计件式等特征,引发了该群体的普遍“过劳”问题。劳动者长期“过劳”,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同时折射出我国在劳动法治领域的不足。我国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规制上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缺失、劳动基准的不明、劳动保障与劳动救济的边缘化,导致了对“过劳”问题规制的现实困境。应当从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标准体系、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切实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

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既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因素驱动下市场调节的结果,也反映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偏好的变化。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劳动关系边界不清晰不明确、工资保障覆盖不够全面以及社会保险参保率和待遇享受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和准劳动关系的边界、加强工资保障、加强社会保险权益保障以及发挥各级工会的重要作用。

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监控和收集条件越来越便利,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入侵劳动者个人领域,影响劳动者的正常生活与发展。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到传统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局限性等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企业对劳动者的侵犯愈演愈烈。现阶段我国高度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并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国际上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深受重视,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完善相关立法。基于此,本文结合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的基本理论和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问题进行,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结合域外立法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方法。

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微观个体层面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技术极大推动了物质文明发展,但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尚且缺乏关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0年共5期样本,结合IFR公布的机器人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展开重点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工作稳定性下降、工作满意度降低,以及在晋升和学习方面不断加码的竞争压力是导致劳动者心理健康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机器人使用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工作强度,因此还存在部分正向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对低学历以及低龄劳动者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冲击更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不仅加剧个人学习“内卷”,同时家庭的教育预期也将同步上升,因此通过家庭行为将进一步加剧劳动者的心理压力。对此,政府在大力推进产业智能化过程中,需要对其广度和深度进行合理规划,重点针对就业稳定性和职业技能需求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助力企业打造多样性优秀企业文化,加快配套法律体系构建,并为技术敏感性群体提供针对性帮扶指导。

数字时代劳动者权益保护算法治理: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时代,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管理发生重大变化,对算法治理提出新要求。当前,以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为切入点,探讨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治理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主要沿着劳动时间、劳动空间以及绩效考核三条进路展开。而劳动过程控制的这些变化则带来劳动者对离线休息、安全健康和抽成正义等权益的保护诉求。在算法保护新机制和权益保护新内容的双重驱动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算法良治”新挑战,亟需优化劳动时间、劳动空间和绩效考核等维度的算法规则,推动劳动算法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乱治走向良治。

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空间分布评价:以厦门市厦门岛为例

基于人本主义理念,从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主要服务群体的需求出发,从需求目标、模型评价、反馈评价3个层面,构建交通便捷度、道路旁站点供需指数、用地内站点供需指数等评价指标及定量化评价模型,以厦门市厦门岛爱心驿站为例,研究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并通过主要服务群体反馈评价服务站点对服务群体需求的满足程度。结果表明:厦门岛服务站点交通便捷度空间分异显著;分布在城市支路和主干道/快速路旁的服务站点数量供需基本平衡,次干道旁的站点呈轻度供不应求;居住、商业设施、商务设施、交通设施四类用地内服务站点的供需匹配度相对较好,教育科研、文化设施和体育、医疗卫生等用地的供需匹配度相对较差,服务群体对各类用地满意度评价与供需匹配状态基本契合。建议从制定规划建设标准、统筹站点规划布局、盘活存量更新改造等方面优化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布局。

技能型社会外来低学历劳动者的教育价值与优化策略——基于生物人-经济人-知识人的假设

建设技能型社会是浙江共同富裕先行与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重要基础。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人口流入呈现出一种高学历人才和低学历人口交错互动性强、低学历人口占比大、中青年劳动人口居多、留住转化率高的特征,由此对技能型社会建设带来新的教育需求。研究立足浙江本土实际,基于生物人-经济人-知识人的假设,探索外来低学历劳动者的教育价值与优化策略,构建基于能力导向的核心技能教育模型,营造“多路径协同”育人共同体实践形态,为实现技能型社会外来低学历劳动者的高质量教育服务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