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劳动者同工同酬问题探究——以退休再就业人员为例

同工同酬权是劳动者之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之劳动权益的实现休戚相关,但在新时期劳动关系多元化背景下,我国现行劳动立法的滞后使得以退休再就业为代表的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劳动者同工同酬权规制处于缺失状态。面对非标准劳动者的特殊性,同工同酬权保护应该何去何从,是劳动法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破解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难题的路径思考

在劳务派遣制度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被派遣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不少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制度的主要原因。为了在不断利用与发展劳务派遣制度的同时,实现同工同权,同工同酬的目标,有关部门需要通过明确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的连带责任、灵活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明确派遣单位的法律义务、加重派遣单位法律责任等方面破解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法律难题。

一部促进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谈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是《劳动法》中规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许多用人单位并没有实现同工同酬。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最佳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去年,我校经济系蒋学模、伍柏麟,王爱珠教授共同主持、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的“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课,多次研讨过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下面一组文章,就是部分参加者的学习体会。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意见很不统一,刊登出来,供大家比较参考。

成都市启动新一轮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城乡劳动者同等享受社保待遇

深化统筹城乡社保制度改革新政出台农民工综合社保的历史使命全面完成城乡社会保险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就业焦虑情绪也随着AIGC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快速传播。本文从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切入,指出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数字生产资料都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物。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出现技术异化,这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就业焦虑的根源。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需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要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创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和建立AIGC领域共享性财富积累机制等方面进行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劳”问题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大量蕴含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就业形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与工资薪酬的计件式等特征,引发了该群体的普遍“过劳”问题。劳动者长期“过劳”,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同时折射出我国在劳动法治领域的不足。我国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规制上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缺失、劳动基准的不明、劳动保障与劳动救济的边缘化,导致了对“过劳”问题规制的现实困境。应当从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标准体系、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切实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

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空间分布评价:以厦门市厦门岛为例

基于人本主义理念,从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主要服务群体的需求出发,从需求目标、模型评价、反馈评价3个层面,构建交通便捷度、道路旁站点供需指数、用地内站点供需指数等评价指标及定量化评价模型,以厦门市厦门岛爱心驿站为例,研究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并通过主要服务群体反馈评价服务站点对服务群体需求的满足程度。结果表明:厦门岛服务站点交通便捷度空间分异显著;分布在城市支路和主干道/快速路旁的服务站点数量供需基本平衡,次干道旁的站点呈轻度供不应求;居住、商业设施、商务设施、交通设施四类用地内服务站点的供需匹配度相对较好,教育科研、文化设施和体育、医疗卫生等用地的供需匹配度相对较差,服务群体对各类用地满意度评价与供需匹配状态基本契合。建议从制定规划建设标准、统筹站点规划布局、盘活存量更新改造等方面优化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布局。

数字时代劳动者权益保护算法治理: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时代,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管理发生重大变化,对算法治理提出新要求。当前,以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为切入点,探讨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治理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主要沿着劳动时间、劳动空间以及绩效考核三条进路展开。而劳动过程控制的这些变化则带来劳动者对离线休息、安全健康和抽成正义等权益的保护诉求。在算法保护新机制和权益保护新内容的双重驱动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算法良治”新挑战,亟需优化劳动时间、劳动空间和绩效考核等维度的算法规则,推动劳动算法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乱治走向良治。

超龄劳动者保护的利益衡量与规则重塑

超龄劳动者保护的现行法律规则利益衡量失度,存在劳动与民事立法忽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司法解释区分保护规则利益衡量进退失度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当加重用人单位用工责任的问题。需要进行利益再衡量,“调和”超龄劳动者生计与劳动保护利益、适龄劳动者就业利益、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和保障政府养老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同利益,确定适度保护超龄劳动者的目标,以此指引规则完善与创新。具体而言,宜增加超龄劳动者特殊的劳动基准保护制度,矫正用人单位义务配置过重的法律规则,为政府设定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必要义务,平衡超龄劳动者保护关涉的各方利益。

数字信息时代下劳动者离线权实现路径探究

数字信息时代下用人单位利用信息化的便利,在非工作时间在线安排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导致劳动者生活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限模糊。为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和财产权利,营造和谐有序的用工环境,需要从劳动者离线权视角予以考量。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并未为劳动者设立离线权,劳动者离线工作时长难以计算,“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致维权艰难,离线权与企业权利存在冲突等问题,使得劳动者离线权难以实现。对此,可以借鉴别国离线权成功经验,将离线权纳入立法进程,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和离线加班时长计算规则,引入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制度,完善单位管理制度等多个层面探究劳动者离线权实现路径。

新业态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机制改造与政策调适

新业态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新业态下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机制依然面临着政策吸引力不足和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养老保险政策对新业态的适应性与对劳动者的吸引力,是健全新业态劳动者养老权益保护机制的路径选择。为此,应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新业态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机制改造的基础,以低准入门槛增强政策的可及性和吸引力,将“职工—居民”二元养老保险框架下的个人账户优化改造为个人工作账户,以养老保险资金的便携性适应新业态劳动者就业的流动性,有效构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工作账户”的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新机制。在新机制下,通过调适参保费率、缴费基数和转移接续政策形成适配性方案,为新业态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确定底线基准,平衡新业态发展壮大的正当性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适当性,从而进一步激活和释放新质生产力。

稳步推进亿万劳动者共同富裕的路径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首先要体现在亿万劳动者身上”这一重要命题。从劳动者这一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视角出发,要重点锁定产业工人、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困难职工四类人群,着力从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及促进精神富裕等环节,厘清共同富裕推进之路。

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既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因素驱动下市场调节的结果,也反映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偏好的变化。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劳动关系边界不清晰不明确、工资保障覆盖不够全面以及社会保险参保率和待遇享受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和准劳动关系的边界、加强工资保障、加强社会保险权益保障以及发挥各级工会的重要作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与作用发挥研究

本文利用2022年北京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及其服务阵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与作用发挥情况。结果显示,在对现有服务阵地的需求评价方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表现出认知度较弱、服务内容了解程度不够、具有加入工会组织意愿但途径知晓较弱等问题;在对现有服务阵地的供给方面,存在阵地位置搜寻存在难度、标识辨识度还需改善、服务具有抵达障碍、管理效率需要优化、机制创新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分别从提高可寻性、不断深化维护职能、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和实施健康助推计划等五个方面提出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质量的政策建议。

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

用工场景中产生的劳动者人脸识别信息等生物信息具备隐私权客体属性,属于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伴随人脸识别技术等生物技术完成从身份识别到识别分析的技术跨越,加之人脸识别技术规制的立法缺陷与劳动规范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失,劳动者隐私权保护面临困境。核心原因是人脸识别技术加剧用人单位管理权与劳动者隐私权的冲突,调和此矛盾可以基于合理隐私期待论与场景导向理念的动态因素论,对现实矛盾提出法律原则与理论适用。

我国远程工作模式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建构完善——从空间要素与时间要素维度分析

远程工作模式预计未来会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新的灵活用工形态,相比于传统工作模式,发生劳动从属性显著弱化这一劳动关系深刻变化。在我国,远程工作模式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空间要素与时间要素两个维度的特殊劳动法问题,适用既有劳动法相关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很大障碍,需要基于对其劳动法理论的分析,对既有劳动法相关制度加以建构完善。建议未来修订我国《劳动合同法》,在第五章增设新的专节“远程工作”。

数字时代劳动者离线权的法律保障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迫使劳动者工作场所由线下转为线上,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占用了其休息时间,让劳动者持续在线工作成为了现实。鉴于此,数字时代劳动者离线权的构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必要结合外国离线权的发展和适用,阐释离线权的概念与价值、离线权的基本性质,明晰离线权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以及离线权的内容与救济机制,进一步构建离线权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解决由于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导致的劳动者工作与休息时间边界不清的问题,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休息安宁权,解决我国数字时代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等问题。

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监控和收集条件越来越便利,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入侵劳动者个人领域,影响劳动者的正常生活与发展。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到传统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局限性等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企业对劳动者的侵犯愈演愈烈。现阶段我国高度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并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国际上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深受重视,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完善相关立法。基于此,本文结合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的基本理论和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问题进行,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结合域外立法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方法。

劳动者超出工伤报销范围的医疗费应由谁承担

张某在工作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后被认定为工伤,伤残鉴定为八级。其治疗期间的费用均由公司垫付,后公司从工伤保险基金报销了部分医疗费,但仍有部分款项因超出工伤目录范围未能报销。公司认为这笔未报销的医疗费应由张某自行承担,并从其工资中逐月扣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