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来自CHIP 2007年的证据

通过引入OECD等价化指标,并采用CHIP 2007年外来务工人员部分的数据,分别按照收入等级和所有制两种分类方式,就家庭结构对流动劳动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行定量测算。分析显示:(1)考虑家庭结构因素后,全部流动劳动者的工资总收入、劳动总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分配结构分别改善了13.07%、12.48%和14.57%。(2)无论从收入视角还是从消费视角来看,10等分收入组中第4和第5收入等级受益最为显著。食品消费对流动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贡献最大,衣着和住房的正面影响较为有限。(3)在两种分类方式中,无收入来源的成年人赡养负担均是影响流动劳动者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小”站点汇集“大”温暖--中建安装一公司“户外劳动者流动驿站”持续升级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以下简称“一公司”)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通过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务实创新精准为群众解难题,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一公司打造的济南首家“户外劳动者流动驿站”,致力于让“驿站跟建设项目走”,让“服务流动起来”,已累计服务周边劳动者1万余人次,深受广大户外劳动者、作业人员、周边群众的欢迎,让职工群众切实感受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带来的真变化、真实惠。

劳动者与厂商互动区位选择均衡分析——基于技术扩散的微观基础

技术扩散模型一直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已有模型均缺乏微观经济基础。通过对劳动者和厂商最大化行为的研究,建立了互动区位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劳动者为选择最优居住区位而流动进入企业引起的技术扩散将影响厂商的区位选择。

最低工资会挤出外出劳动力供给吗?——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地级市匹配数据的分析

最低工资对流动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是否具有挤出效应?在考虑劳动者个人和宏观环境异质性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最低工资对流动劳动者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约为-0.06左右;最低工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在考虑了劳动者流动自选择等因素后,稳健性分析发现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这种挤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理在于,最低工资对就业创造和就业侵蚀具有非对称的效应,其中对前者的效应较小,而对后者的影响较大,通过工作机会的减少可以影响流动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挤出效应的有效办法。

政府培训提高了流动人口收入吗?--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估计了政府培训对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两类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和月收入的影响,考察了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两类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选择机制。结果表明:女性、受教育年限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雇员流动人口更愿意参加政府培训,其参加培训的决策遵循比较优势;自营劳动者流动人口参加政府培训没有明确的选择机制。政府培训对雇员流动人口参加培训者的小时工资和月收入的处理效应分别为1.04%和0.39%,而对自营劳动者流动人口参加培训者的小时工资和月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可见,政府培训对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非常有限,改善政府培训管理办法十分必要。

某国有造修船企业流动劳动者职业卫生状况及对策

目的通过调查某国有造修船企业流动劳动者的职业卫生现状,为用人单位采取防治职业病危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制订统一的职业卫生情况调查表,对流动劳动者及工作场所进行职业卫生调查。结果该企业职工总数为9 515人,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员工有7 454人,其中近7 000余人为劳务流动员工。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主要为电焊烟尘、锰、金属烟尘、有机溶剂、噪声、紫外辐射、X射线等,其中电焊烟尘、锰、二甲苯、噪声都超标。2012年度,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流动劳动者有3 836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异常的工人数高达504人,占13.14%。结论该企业应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加强流动劳动者管理,开展职业健康促进活动,改善卫生行为,是预防流动劳动者职业病的有效途径。

城镇集聚、户籍制度与教育机会

城镇集聚和户籍制度共同决定了教育机会的多寡和群体分配特征。中国式城镇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限制了他们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这种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国家卫计委2012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1964~201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级市的宏观匹配数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城镇集聚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总体而言,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入学概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25%~1.84%之间,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则受到6.63%~20.99%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随迁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均等,并不存在数量和质量间的替代关系。流动劳动者所具有的非正式制度条件难以弱化其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约束,城市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城市内优质资源的向下歧视都放大了这种负面影响,但流动劳动者间潜在的同群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女入学的概率。低技能流动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推动了城市发展,包容式的城市发则需要尊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在收入和教育两个层面上促进人的城镇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China Labor Migration: Some Policy Issues

农村劳动者在一些学者所谓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大量流出农村。流出农村的农民常常按月或按季度把收入寄回家,这对于提高乡村生活水平和推动流出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现有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中,流动常常被看做是缓解乡村“剩余”人口(劳动者)压力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乡村乃至流动常被看做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带来的更多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观点显然失之偏颇。我们完全可以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看待农民的主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