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体制、劳动能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政治

进入数字时代,算法技术的加速应用将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推向极致,资本实现对劳动的自动控制和总体吸纳。表面上,数字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劳动灵活化、标准化和原子化,数字劳动赖以反抗资本的权利资源被蚕食殆尽。但数字劳动能动性并没有在数字资本算法专制中走向湮灭。相反,面对数字奴役日益加剧的平台体制,数字劳动者走出“工作自主”的实践幻象,释放劳动能动,增进劳动团结,积极构筑起个体反抗、群体互助和集体斗争相得益彰的数字生产政治景观。毋庸置疑,“数字劳动何以能”的鲜活实践和理论确证,日渐展示数字赋能劳动解放的实践潜能。

多元控制与有限自主:“平台—消费者—劳动者”框架下的游戏陪练师劳动实践

在数字平台和平台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平台劳动也随之兴起和发展,并带来新的劳动生产问题、劳动监管问题和劳动权益问题。基于虚拟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聚焦“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多元分析框架,并以游戏陪练平台“比心”为案例研究发现:一方面,平台接合消费者形成了“霸道”式、“激发”式和“共谋”式的多元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也发展出私下交易、“下返”、“刷单”和“养号”以及双向选择、“偷奸耍滑”甚至“弄虚作假”等一套与平台和消费者博弈的能动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