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专有性视角下平台劳动自主性的生成机理——以平台球鞋鉴定师为研究对象

平台经济催生出庞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以及平台劳动的新形态。在主流的劳动过程理论看来,平台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使平台劳动者面临着严苛的劳动控制,丧失了劳动自主性。随着平台劳动者类型不断分化,球鞋鉴定师等新兴的技能型平台劳动者却能够享有较高的劳动自主性,这与劳动过程理论的观点形成了反差。面对这类新群体,为了探究其劳动自主性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建构了“基于人力资本专有性的劳资互动视角”的分析框架。结合T平台的个案经验,本研究一方面从鉴定技能、个人资历、个人权威等方面梳理了球鞋鉴定师人力资本专有性的关键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平台在工作流程、组织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针对人力资本专有性所做出的制度设计。研究发现,凭借难以被替代的人力资本,球鞋鉴定师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通过促成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与制度建构,球鞋鉴定师得以真正从劳资互动中获得劳动自主性空间。

资本监管与工人劳动自主性——以快递工人劳动过程为例

本文在综合考察和评述经典制造业劳动过程理论、服务业劳动过程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快递工人的劳动过程。具体的研究问题是:在资本严密的管理与监控下,快递工人如何争取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研究发现,快递工人会采用“借力打力”等方式消除劳动过程中的限制因素,将周围环境因素对他们的劳动过程所造成的压力外化为这些因素自身的矛盾,从而使自己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快递公司对于一部分的行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另外一部分行动则采取更为微妙的方式来“支持”与“推动”。本研究基于重回工人劳动过程的观察,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发现工人劳动过程自主性的连续性与谱系性。

自主性过度劳动形成的经济分析

过度劳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既创造了经济繁荣,也侵蚀劳动者的健康。根据推动主体的不同,过度劳动分为强制性过度劳动和自主性过度劳动,前者是指其他主体为自身利益而强制劳动者过度劳动,后者是劳动者受利益驱动而主动过度供给劳动量。在对自主性过度劳动的内涵和特点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以劳动者自由决定劳动量供给为前提构建经济模型,发现劳动者效用与其劳动量呈倒U形,并且得出:适度劳动下的最大劳动量对应的效用不是最大的,最大化效用的实现需要劳动者过度供给劳动量,而当劳动者追求的期望效用大于适度劳动量下的效用时,就会形成自主性过度劳动。

“流动”的悖论——平台组织管理与劳动者自主性

以往研究多将劳动力高流动作为平台特点,考察其强控制、低保障对正规雇佣的弱化及其导致的不稳定性,而本研究则将劳动者纳入进来。基于对外卖平台的田野调研,本研究指出,高流动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自主性二者结合的产物:平台为商业经营目标而设计的组织管理相对重技术而轻劳动;而劳动者以“循环流动”“高价兼职”等行动进行回应。于是,平台劳动流动实质上超过了资本单方面的预期和控制,不仅造就劳动的不稳定,同时也给平台经营主体特别是代理商及其站点带来持续压力。“流动”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平台多主体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而这种互动尤其揭示出复杂的平台组织管理并未消除甚至创造出了劳动者自主的空间——后者虽有其局限性,但仍以新的形式在出现。

善待与弘扬我们的DIY[1]文化——关于劳动文化的经济学随想(之二)

戴着"商业社会"这顶"分工"编织而成的礼帽,你不禁会问"难道我富得自在吗?"今天,既然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地置身于"技术巢穴"精心编织的社会网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在一定意义上远离DIY文化的技术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劳动自主性的式微以及劳动成就感的分解和虚拟。或许正是在这种劳动异化中由于完整而直接的劳动成就体验的社会缺失,我们事实上已经真正缺乏深刻而健全的劳动道德体验。

“系统困不住”的外卖骑手--劳动场景视角下的变通与协作关系研究

网络社会中,以外卖配送为代表的诸多行业借助日益革新的技术跨越出边界清晰的生产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外卖配送平台为应对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通过算法技术将工作步骤标准化,以实现对劳动的控制。但是,算法并没有能力对劳动所处场景中的变化进行预测和规避,因而常常受限。相对应的是,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者在工作场景中调动自主性不仅为自身争取到更多的灵活空间,也帮助算法技术克服了应用时的种种困境。在无法彻底消除不确定的情况下,劳动者与管理者在复杂场景中延续控制与反抗关系的同时,还会开展团队协作,以灵活变通的方式维系算法控制下的稳定劳动秩序。

算法从属性下平台从业者的身份识别

数字时代的从属劳动具有算法从属性的特征,其源于工业时代雇佣劳动的技术从属性,表现为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全景式控制与劳动者对算法的身心从属,其实质是算法管理下劳动者的自主性受限。而互联网平台用工正是一种以算法为底层技术架构的劳务撮合模式,表现为劳动机会的算法调度、劳动过程的算法指导、劳动结果的算法评估等。为破解平台用工关系难题,有必要在从属性体系中引入算法从属性的维度,以增加劳动者身份认定的识别度和识别可能性,进而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明确平台不同用工模式下从业者的身份属性,并赋予其相应的权益保障。

当代劳动新特点

本文深刻地阐述了当代劳动具有的5个新特点,即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由重复性劳动为主转变为创新劳动为主,劳动及各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地位有明显差别,管理和科技劳动的地位日益重要,由依附性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

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加班成因研究

加班是劳工领域长期关注的议题。本文从劳动控制和劳动自主性双重视角出发对互联网企业加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从行为主观态度和加班增益角度可将加班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增益型(自主加班)、被动增益型(被动内卷)和被动非增益型(游离群体),不同类型加班成因各异。其次,加班不单纯是制度胁迫个体的结果,在加班过程中,企业制度层面的员工年龄结构、考勤制度和福利体系发生了关键作用,同时知识层面的基于加班产生的群体区隔和矛盾心态,无不体现知识劳工的特殊性。最后,本文对加班所带来的成长性和扁平化管理进行了讨论。

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批判和回应

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是考察工作场所层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劳动者的主体性、劳资关系的剥削性质和结构性对抗性质、劳动过程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理论面临的理论难题。本文梳理了核心理论面临的理论难题和核心理论支持者所作的回应,为建构更完善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流量指标意味着什么?——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控制与自主性研究

盛行于互联网商业媒体领域的流量指标,不仅冲击了从业者对专业性的认知,也规训了其劳动过程。本文以“流量”为研究切口,借助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和深度访谈的质化分析方法,进而发现:从业者通过将流量指标内化为对“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认知,来接受流量指标在商业化媒体中的合理性。这不仅消解了从业者对流量融入劳动过程的抵制,还让从业者不得不接纳流量指标主导下的业绩考核。而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在本质上并未赋予其对抗数字化时代流量指标的能力。互联网商业媒体对从业者劳动过程的流量化管理及其潜在风险,无疑对新闻生产的专业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

自主性劳动者标准工时适用除外及其限制

自主性劳动者统一适用标准工时制存在现实困难,而现行的不定时工作制又无法因应工作时间上的变化,导致工时现实与工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偏离。基于我国国情及近期的制度探索尝试,自主性劳动者排除适用标准工时当为制度选择的方向。对其适格主体的判断要件,包括以"工作性质"为核心的一般性界定要件和以"工资收入标准"为内容的补充性要件。对其健康的确保,在我国现实背景下采用审慎监管的态度来限制自主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其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未来应通过细化适用主体判断要件和对工作时间设置新的限制性条件同步推进自主性劳动者标准工时适用除外的制度建构,并分两步从近期的行政解释层面和远期的立法完善层面分别展开调适。

“不加班不成活”: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

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的反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劳动体制。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对劳动者权益的双重影响与制度响应

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对劳动者权益兼具增进效应与限制效应。作为简化和解放劳动的先进生产工具,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就业灵活性,节约了必要劳动时间,凸显了劳动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作为资本替代和控制劳动的工具,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就业安全性,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和引导力。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保护和增进劳动者权益,需要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制度、劳动者技能培训制度、劳动关系认定和社会保障制度、劳资关系协商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