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实现“共振型”的制度实践——公平导向的劳动规制与劳动力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在“公平—效率”协同共振的目标框架下分析推进劳动力市场效率改善的政策路径,具体地,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立法功能的《劳动合同法》为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劳动规制通过矫正工资扭曲,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正效应);另一方面,劳动规制限制了劳动力市场外部灵活性,降低劳动力配置效率(负效应)。从加总效应来看,其对劳动力配置效率仍呈现负向结果,异质性检验显示该项劳动规制制度的实施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以及不同技能偏向的劳动力影响不同,政策实施的异质性影响造成不同层次劳动力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以低劳动力技能水平地区实行配套调节机制的力度进一步划分具有高、低相机决策灵活性的“弱势地区”,回归结果显示,在相机灵活性较高的“弱势地区”中,正效应仍显著发挥作用,负效应失效;在相机灵活性较低的“弱势地区”中,结论相反。可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引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劳动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应考虑创造及健全与其共生的经济政策环境,相机决策,进而实现经济规模增长的“效率”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公平”协同共振。

平台型非标准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规制

从非标准就业的视角出发,平台就业分为平台型标准就业和平台型非标准就业。以网约车平台就业为例,通过对网约车驾驶员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平台型非标准就业对促进农村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的就业、对增加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作用及意义,同时也存在较为突出的超时劳动和社会保险缺失两大问题。在劳动力市场规制方面,平台型非标准就业在中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中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挑战。中国在支持和依托平台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扩大就业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用工规范和管理,及时应对平台就业对现行劳动力市场规制提出的新挑战,有效化解对劳动管理的负面冲击。

劳动关系利益化集体化转型态势及其法律规制——以珠三角Z市为例

珠三角近年多发的集体停工事件,标志着"法外权益诉求难以满足"成为劳资矛盾的症结,劳动关系进入主要基于权益"法外化"的集体化转型阶段。劳动关系的转型态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劳动者诉求与维权、争议标的与争议形式等方面。转型阶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重点加强法外权益集体劳动关系立法,建立完善争议处理制度;准确界定劳资矛盾性质类型,依法妥善处理集体争议和群体性事件。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规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灵活就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下衍生的新型灵活就业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渠道。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型灵活就业对我国现行的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劳动关系、工时标准、工资标准、社会保险以及集体协商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供给缺口。对此,基于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新特征,建议未来要根据实际从属性认定劳动关系;在保障灵活就业者基本权利上坚持底线思维;创新社保制度,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多方承担、差别费率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集体协商,以弥补在立法与现实中的差距;引导理性择业,为人力资本发展制定长期战略。

技术革新、规制缓和与日本的不安定就业

本文分析日本的技术革新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并探究其历史的经济根源,在这其中,加入了劳动规制缓和的影响。在技术革新和劳动规制缓和的背景下,正规雇佣减少,非正规雇佣和失业增加,工资受到压抑,技能不足的问题也深刻化,即就业的不安定性明显地扩大。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会导致不安定就业,其结果与技术革新的动因、企业的对应措施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调整有关联。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性规制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破坏,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又加剧了这一态势的发展。我国环境立法日趋完善,但治理情况不容乐观。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制度因素,制度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应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理顺和改革体制入手,设立独立性较强的执法常设机构,杜绝政府失灵,加强环境规制;并将严格的环境规制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劳动者和消费者安全和健康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完善和细化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通过社会性规制,控制风险,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氛围。

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专题 边界型民事雇佣劳动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所论边界型民事雇佣可以理解为一般民事雇佣与劳动关系混同与交叉区域的用工行为,如,"勤工助学、实习""见习""超龄劳动者就业""互联网平台用工""建筑工地包工头承包用工"等。将这部分民事雇佣中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用工行为适当、适时纳入劳动法律规制,有利于保护处于中间地带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劳动法律规制中就业目标与经济目标实现的理性

虽不能将我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发展现状完全归因于劳动立法,却也并非与其毫不相干。以劳动法律规制目标的理性为切入点,汲取现有立法仅着眼于劳工薪酬意义上的就业目标实现的经验教训,可洞悉疏离于劳工非薪酬意义上(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的就业目标及企业持续之经济目标实现的弊害。通过企业等团体组织凝聚力的保持与固化、企业等团体组织与劳工个体创新力的保持与加强、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目标以及企业经济目标与就业目标的协调等,特别是劳动者精神就业目标对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可以使所创制的劳动法律制度在兼顾劳动者与企业利益的同时实现企业发展所需科技及创新力的落实、提高,它是"经济上行"发展的精神性制度。

中国劳动制度发展面临的选择与局限

本文认为,中国劳动制度的改革走过了一个从放权到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以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为标志,中国又走上了一条尝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之路。这不仅需要对工会进行改革,还要对劳动制度的发展进行全盘考量。

社会性规制与多样性管理:法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比较研究

大多数关于多样性管理的讨论都陷于"规制与唯意志自治"的二元对立中。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法国、加拿大和英国三个国家劳动力多样性的论点争锋及实践背景的梳理,运用雷诺的社会性规制理论,探讨"规制与自治二元对立"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文章揭示的劳动力多样性规制问题受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

经济转轨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

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并逐渐发育。总体而言,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增强,但同时,劳动力市场机制仍不够完善,日趋固化的市场分割严重损害了市场效率。近年来,政府日益重视劳动力市场规制,加强立法规范,以提高劳动保护的程度。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

数字时代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雇佣关系,给网络环境中就业保护法规的适用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以从属性为特征的劳动关系将变得不再必要。按需经济下致力于将客户与个人服务提供者直接联系对接起来的新型企业正在涌现。这些企业通过使用虚拟平台,使“提供平台的人”和“在该平台上工作的人”之间很难建立劳动关系。由于这类新型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劳动法范畴,一种特殊的雇佣关系应运而生,制定保护这类劳动者的特殊就业法规势在必行。

“互联网+时代”多重劳动关系的法律应对

多重劳动关系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丰富了就业样态,亦有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法治建设必须正视制度供给滞后、对多重劳动关系缺乏观照的事实。相应地,劳动关系的新型生态无法获得劳动法层面的认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配置均衡性面临考验、劳动者权益维护缺乏制度层面的支撑。探究多重劳动关系产生的原因、指明多重劳动关系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而给出劳动法制优化的应然立场:秉持以"疏"代"堵"的态度,厘清多重劳动关系中多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利益配置格局,从制度层面消除阻碍多重劳动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谋求多方主体利益均衡。

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

针对互联网经济中"去劳动(雇佣)关系化"的主张,需要对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性质进行辨析。雇佣关系仍然是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其性质仍然是一种从属性的雇佣劳动。互联网经济中雇佣关系的特点为:表面的松散管理与内在的严格控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与实质的劳动从属、名义上的平等权利与真实的失衡关系。雇佣关系的确认对调整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有确认雇佣关系基本框架,并加强和改善劳动法律规制,方能实现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和互联网经济有序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