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工资、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行业、所有制分割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及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程度。企业层面的计量结果显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决定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水平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变化并非同步。垄断行业工资、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而竞争行业更倾向于"挤压"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应带来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且不愿意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支付更多的劳动力成本。所有制分割状态下的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倾向于"挤压"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高工资收入、支付的高劳动力成本,而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则更倾向于提高工人工资。

河南省制造业的工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优势

笔者根据2001年~2012年《河南统计年鉴》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了河南省制造业各行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RCL较低,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随着投资的增加,人均资本升高,会进一步提升边际劳动生产率和河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运输企业劳动生产率分析研究

在资金和劳动密集型的铁路运输企业中,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综合参与市场竞争,我们从研究分析作为衡量劳动力使用效率的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着手。

对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再思考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广泛得到应用的基础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点,最早是由德国经济学家约翰·亨利希·杜能提出的,但把这个理论加以系统化并使之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名在西方经济学界广为传播的则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以生产要素论和生产率递减规律为基础,以边际分析为基本方法的。这个理论的要点是:首先,各个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转变效应——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的测算

采用经过改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估算了结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结构转变效应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它能够解释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1/10,这比通常估计的要低;其影响呈"U"型变化,在1998年以前较高,之后逐渐降低,加入WTO之后又升至更高水平。由于中国各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农业人口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去芜存菁:劳动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外生政策,以边际劳动生产率为分组变量,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劳动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保护的增强使得低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创新显著下降,这种"去芜存菁"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均存在,但动态趋势变化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保护政策随着市场竞争的减弱、法治治理的改善和薪酬负担的加重,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而民营企业受到的抑制效果较弱。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制度背景下法与创新的文献,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林区剩余劳动力的估计方法研究

林区剩余劳动力的鉴定标准有: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劳比例标准、有效工时不足标准、产业结构演变标准、比较利益标准等。林区剩余劳动力的估计方法有: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工作日需求法、比较法、就业容量分析法等,并对各方法进行了评价。

中国出口目的地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1999—2007年制造业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分析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我国的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的严峻挑战。劳动力成本优势到底应该如何度量?企业的出口行为会对劳动力成本优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文章利用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了近300万家企业,从行业、地区、所有制、出口角度分别度量不同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情况。通过实证模型,将海关数据与企业数据结合,研究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对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看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必然性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看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必然性秦秋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比较缺乏，但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鉴于这种国情，我国要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十分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供给侧视角下辽宁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

新常态以来,东北经济的下滑将转型难题再次提上议程,而辽宁工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也成为地区经济重振的重中之重。本文借鉴索罗经济增长函数,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对1999—2014年辽宁23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静态分析和阶段性对比研究,探讨工业增长的动力因素和结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工业行业间普遍存在生产率差异,在资源要素利用上有改进和调整的空间。从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的平均水平看,辽宁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占明显优势,但大部分重工业的固定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辽宁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在于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政府应合理引导资源流动,适当增加轻工业领域的投资,并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及人才引进来弥补劳动力流失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

从十八世纪开始,中国出现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其中之一是人口的高速增长。本文用大量史实和数据,论证了人口压力使社会的环境容纳量达到极限,因而导致社会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从而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由于劳动力和土地面积的此例严重失调而导致劳动过份集约化,从而造成了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报酬收缩,中国农村经济就在人口增加与效率降低的双重危机下恶性循环,在十八世纪已隐露破产征兆。二、人口压力使农村经济发生病变:(1)农民必须依靠副业生产进行家庭收入的再组合,从而强化了小农业和家庭商品性手工业生产的结合。(2)小农经济滑入了半破产境地,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三、人口压力使社会生活水准下降到维生经济的最低界限——饥寒界线以下,国内移民传统流向的变动,华工出国等均是消融人口压力的自发调剂手段,帮会的兴盛、次生社会成员的大量出现、科技发展的迟滞等均是人口压力的直接产物。在社会物质支撑力达到极限时,人和资源比例失调这一自然矛盾必然演化成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矛盾。

论土地规模经营的内生条件

对于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目前学术界大多归纳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等。但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都只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外生条件。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可得出土地规模经营的内生条件,即:在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且边际土地生产率大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时,需要增加土地经营规模,土地经营规模应增加到边际土地生产率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时为止。

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轨

一、当前我国农业增长方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土地、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形成了以劳动积累为主来发展农业生产的方式，其结果形成了土地生产率较高，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局面，形成了农业发展以供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