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差距、城市化与劳动配置效应

钱纳里等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劳动配置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其背后的机理。本文认为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劳动配置效应产生的前提,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使劳动配置效应得以实现。本文依据截面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我国1978~2010年的省级数据,对劳动配置效应的倒'U'型变化趋势进行了验证,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前我国的劳动配置效应达到了最高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配置效应还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贡献将会越来越低。

1978-2014年中国劳动配置效应的分离与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和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贡献多大,鲜有连续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原因是劳动配置效应的核算方法存在较大不足。本文提出利用指数的增量分析方法,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分离劳动配置效应,从而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中对劳动配置效应进行直接分析。本文以此方法计算了1978—2014年中国各时期各年度的劳动配置效应,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改革以来特别是1978—1987年、1992—1998年、2003—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并且未来10年仍有较大潜力,2025年后劳动配置效应将逐渐衰减,并有可能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核算方法的新构建

文章以不受模型特殊假定,结果较为稳定的增长核算框架为基础,越过对各部门要素产出弹性系数的估算,结合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构建一种优化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核算方法,实现核算结果的唯一性与精确性。结果表明,2003-2015年整体上中国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为微弱,甚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回落。但分行业看,除了第一产业的影响方向始终为负,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中6大行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提高作用,尤其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明朗化与增加态势,可以预见在未来劳动力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资源配置效应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增长源泉之一。

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结构效应

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构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对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产业结构理论去工业化阶段分析的不足进行补充,测算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9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完整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的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在工业化阶段,再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所构建的变化模式一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出现了再配置效应逐渐上升的情况,并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远高于资本的再配置效应。(2)在去工业化阶段,要素再配置效应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再配置效应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再配置效应超越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成为了再配置效应的主体。(3)现代发达服务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基本稳定,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来源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增量结构的变化,此时资本的结构变化更有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配置结构效应:1953~2018

文章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动配置结构效应,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全貌,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计算结果表明:(1)中国劳动配置结构效应1958~1963年大起大落,1970~1978年、1979~1988年、1992~1997年和2004~2013年较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2016年以来大幅减弱;(2)劳动配置结构效应的减弱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重要原因;(3)未来产业间仍存在一定的劳动配置结构效应,并且还将继续减弱,产业内的劳动配置结构效应仍有潜力可挖。文章认为,未来可以从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和促进劳动力流向高端行业两个方面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流动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逐渐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其贡献具体有多大,国内鲜有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参与劳动的复杂性和核算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别。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两个部分:劳动力的贡献和对生产率增长做出的贡献,本文采用要素分解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进行分别计算,然后把各自占GDP的比例汇总。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劳动力供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其贡献在不同的人口流动管理政策时期表现不同,并且在未来有减弱的趋势。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人力资本的增长来源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劳动工作时间,从多维度构建劳动数据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分析人力资本在1978-2018年的变动情况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运用两部门模型将人力资本积累分解为教育效应和劳动再配置效应以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来源。结果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在1978-2018年增长了2.4倍,每年上升2.2%,其中1.5%来自教育效应,0.6%来自行业间的劳动再配置效应,受教育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本增加的最主要来源。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年均贡献0.3%。为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跨行业流动的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