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中海外劳工雇佣的文化掣肘与法律应对

从中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平稳发展的角度出发,中资企业雇佣“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地员工有其必要性。但“人是社会人、情感人、文化人,人的属性是社会性的,人是有社会文化需求的。”[1]145不同文化的碰撞必然导致冲突。根据霍夫斯坦德对文化结构形式的四种分类理论,在“一带一路”投资中,招聘和管理海外劳工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来自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的文化掣肘。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和抹黑,部分国家现代化社会的法治能力和意识的欠缺,民族多元性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复杂多样的宗教文化是造成掣肘的主要原因。应从国际法、国内法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三个方面来防范和应对中资企业在海外劳工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掣肘。以期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采用事前防范、事中协调和事后止损的全程管理方式来舒缓海外投资的文化风险。

把头包工制：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雇佣和生产方式

本文着重从组织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维系的社会基础来分析我国近代工业化中把头包工制这种重要的劳工雇佣及生产作业组织。基于近代工业史、企业史、工运史的相关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方式的历史渊源、层级结构与改革过程。本研究认为,这种方式最先在洋务派兴办的厂矿企业中出现,后又扩展到近代其他类型的重工业厂矿企业中;这种方式固然受到西方包工制的影响,但其中把头的组织实则来源于湘军组织,二者内在共通之处是带领者和被带领者之间结成的依附庇护关系,而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又根源于秘密社会;这种方式虽不符合西方科学理性的生产管理标准,且是近代工人运动努力废除的目标,但在近代却长期存续并非常有效。深入研究这种具有传统社会历史基础的组织,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劳动方式演变的轨迹,及其与现代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方式的交汇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