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

在中国的劳工政治中,受制于结社限制,劳工NGO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本文对珠三角地区活跃的劳工NGO创制公民权的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劳工NGO是如何走出个体性的维权方式而转向结社团建构公民权的,劳工NGO采取的是混合性的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化倡导者和跨国倡议网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反映了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多元动力。

劳工NGO的微博赋权分析:以深圳“小小草”遭遇逼迁事件为例

本文以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这一劳工NGO为研究对象,采用在线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他们在遭遇逼迁过程中的新媒体实践过程和结果,总结微博在事件中的作用和赋权的效果。研究发现,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

我国劳工NGO职能矫正研究

我国现阶段劳工NGO还处于起步阶段,发育还非常不成熟,劳工NGO之合法与非法混杂之乱象,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劳工NGO的正常发展。我国劳工NGO的主要困境是身份之合法性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有关规范劳工NGO的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劳工NGO的发展和规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劳工NGO之职能必须首先从宏观上界定。按照劳工NGO之一般原理,劳工NGO之职能首先就是要排除政治职能,即劳工NGO宏观上讲是不能参与政治活动的,否则,就属于非法活动。劳工NGO之基本职能应当是参与劳资关系的治理,当然包括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是又不能仅限于此。

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 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网络与文化"和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指出网络场域与所沟通的文化内容之间存在互构关系。本文使用话题模型分析了关注劳工议题的用户所发布的51 288条博文,结果显示,劳工话题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文化与公益、工人的困境与问题、维权行动与工人组织、制度与劳工权。对用户间互动模式的社群侦测揭示了5个主要社群,结合社群关注的议题,作者将其称为:工人家园社群、工人维权社群、工人文化社群、劳工制度关注社群、工人权益关注社群。本文进一步指出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个新趋势:(1)随着新生代工人群体的壮大,工人文化与城市融入等议题受到较多关注;(2)微博促进研究者与劳工组织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者从制度层面反思工人的境况。最后,本文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应用。

深圳劳工与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

介绍深圳劳工生存状况和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NGO),探讨深圳劳工与深圳劳工NGO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依存的必然性,从经费、社会身份、管理和工作定位等方面,分析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劳工NGO是一种社会组织发展趋势。

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路径新探

我国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之新路径是:第一,实行"换位调解",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之巨大作用;第二,新增劳工NGO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可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中先行先试四方机制;第三,将协商、协调与调解程序重整,统一为调解,即"小调解"程序;第四,我国劳动争议"着重调解"或"调解为主"原则为"休眠"原则,前瞻性的改革应当是设置调解之强制性和前置性必经程序;第五,重构调解效力,增设时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