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背景下的劳资平衡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引发了对劳资平衡的热议,也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分析和探讨劳动合同法背景下劳资平衡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劳动合法的践行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劳动合同法:中国寻找新的劳资平衡线

目前劳动关系失衡与劳动合同的失范已是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首要环节就是劳动合同。由此,立法的价值就在于追求劳资双方关系的平衡。《劳动合同法》是平衡劳资关系的利器。

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实现劳资利益平衡

工资集体协商是我国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主要手段,它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国民经济发展成果。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需具备一定条件并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把握好工资集体协商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劳资利益平衡。

就业权保障与劳动基准的平衡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劳动者就业权的保护不能单纯用提高劳动基准来实现。我国劳动立法应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确定劳动基准应以“宽覆盖、严执法”为出发点,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应立足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要从制定出台就业促进法、合理制定具体的劳动基准、制定劳动定额标准、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方面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新探

劳资双方具有一种逻辑关系,表现为资本优先,劳资平衡,劳方优先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正处在劳资平衡的第二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正处在第一历史阶段即将结束,并开始向第二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政府在节制资本,保护劳工,劳资兼顾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难题:政府在节制资本、调控初次分配方面能力有限,保护劳工方面作为不够;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比较软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确保劳工各项权利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劳资双方强弱明显,加快了中国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这应引起我们的极端重视。

劳资权益的权衡与选择——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劳动合同法》关于其立法宗旨的规定并未使相关理论争议尘埃落定,"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仍在继续。事实上,"单保护"与"双保护"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一部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都不可能以牺牲某一类社会主体的合法、正当权益来维护另一类社会主体的特权,法律的制定总是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对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因此,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在于维持劳动市场要素配置的稳定及优化,以达到社会整体秩序意义上的共赢,对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群体进行倾斜维护和权衡劳动合同双方的法益构架应为其不可偏废的两翼。

论就业年龄歧视之禁止

在劳动就业中年龄歧视普遍存在,但立法并未禁止,学界对此关注度不高。认可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立法缺位的理由不成立,因为促进中高龄者就业不会挤压低龄者的就业机会,年龄也非衡量劳动者可雇佣性的最佳标准,就业年龄歧视与其他类型歧视的危害性相当。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需要,是国家应对老龄化政策实施的客观需求,更是中高龄劳动者个人权利的必要保障。我国立法应以禁止就业年龄歧视为原则,以特别情形为例外。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实现的关键是,提高中高龄劳动者的可雇佣性,确立中高龄劳动者解雇保护制度以避免歧视型解雇发生,确立税收优惠等制度以适当补偿用人单位,并以劳动公益诉讼制度为受歧视中高龄劳动者拓宽救济途径。

浅析推定解雇制度

本文通过对推定解雇制度概念的界定,对推定解雇的起源和国外推定解雇制度和法律的介绍,并对我国劳动合同法中推定解雇制度进行分析评述,提出改善意见。

《劳动合同法》对解雇保护制度的认知理性——以“补偿正义”为价值取向

借鉴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从微观角度来论证我国《劳动合同法》关于解雇保护制度的立法关注点,就是在劳动权保障论的观点上,在强调原来从抽象谋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同时,不应忽略更具体关怀社会境况最差者的社会正义观。劳动法应当抽出弱者利益,由国家公权形式实现底线保障,并通过国家干预而生成的某些弱势群体个人利益的社会化形式。因此,在劳动法的视野下,以人为本进行社会整合的目标应该是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原则"差别原则",即提倡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我国现阶段罢工的经济学分析

罢工是劳资冲突的极端形式。本文在梳理各种罢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罢工的性质、原因和特点,以及罢工在改善工人生存状况方面的作用,运用劳资谈判模型分析了存在罢工权立法与不存在罢工权立法的罢工者成本。结论是:为平衡劳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根据我国现阶段劳资关系的实际状况,适时推进罢工权立法,这是一项帕累托改进。